日期：1967-8-12 作者：原北京市委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批彭联队编
原北京市委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批彭联队编“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挖出了旧北京市委以彭真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北京是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所在地。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着全世界，照耀着全中国，照耀着伟大祖国的首都。但是，解放十七年来，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庇护和支持下，窃取了北京市党、政、财、文大权，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发动了猖狂进攻，把北京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妄图变成他们阴谋篡党、篡国，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为此，他们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反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恶毒地攻击、贬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扼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伟大群众运动；同时，却肉麻地吹捧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们自己，大肆贩卖黑《修养》和他们的反革命黑纲领《前线》发刊词，直至秘密策划惊心动魄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做准备。他们一贯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鼓吹阶级调和，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和破坏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一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工业、农业、财贸、文教各条战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一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各种宣传工具，大放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毒素，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他们一贯实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安插亲信，重用坏人，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一再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进行了一系列的地下活动，顽固地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总之，一句话，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一小撮隐藏在党内的大党阀，是骑在北京市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的大恶霸，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阴谋篡党、篡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十分危险的“定时炸弹”。他们罪行累累，恶贯满盈，真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原市委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批彭联队1967．8．12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旧北京市委以彭真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支持下，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篡夺了北京市的党政大权。这个黑班底一建立，就极力地反对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紧跟它的黑主子刘少奇，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奔走呼号。
1月31日，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林彪同志亲自指挥平津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北平宣告解放。
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支持下，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彭真篡夺了北平市党政大权。
彭贼由于在东北战场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被罢了官，此时一一跃而为北平市委书记。他精心谋划的旧北平市委的班底，大多数是其在晋察冀、华北局城工部的亲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赴振声(即李葆华)任付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仁、徐冰(叛徒)、谭正文(已死)、肖明(已死)、王鹤峰(叛徒)、张秀岩(彭贼的妖婆张洁清的姑姑，其丈夫李铁夫是大叛徒)、韩钧(叛徒)等为市委委员。惯于搞阴谋活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仁和大叛徒“理论家”邓拓更是彭贼的左右手。刘仁早在晋察冀时,就是彭贼的老部下，心腹干将；后来掌管城工部，进城前被彭真安插为市委组织部长，掌握人事大权。邓拓在晋察冀时紧紧追随彭贼，被封为《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深得彭贼赏识，进城前被彭贼提拔为市委宣传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掌握宣传大权。进城后，刘仁乘机大肆提拔安插城工部的亲信，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范儒生、冯基平、刘涌、孙国梁、辛毅、张青季、陆禹、张彭、赵凡、王汉斌、项子明、张大中、彭思明、任彬、李晨、宋汝棼等安排为中层领导干部，并委派亲信把持了各区委、各大工厂、各大学的领导权。
3月上旬，旧市委在肃反工作中借口怕引起“群众恐慌”，提出“缩小范围”的错误方针，保护一些所谓“有社会名望”的反动分子。同时，提出对“思想落后，甚至反动”、“有工作能力”的旧人员仍然录用，并规定所有留用人员待遇“按原职原薪”发给生活费。这些规定当即受到中央批评。
3月，旧市委大办党训班、工训班、学训班，彭真、刘仁亲自讲“党课”，大肆贩卖刘少奇的黑《修养》，宣扬反动的“驯服工具”论。
3月5日—13日，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召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划时代的重要报告，英明地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基本矛盾，严肃地批判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并且制定了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诸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竭力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力推销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旧市委在向中央写的传达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情况的报告中，竟闭口不提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却说什么“根据少奇同志关于城市工作的报告，确定了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为北平工作的中心，一切工作围绕着这一工作进行”。
3月17日，彭真指示大叛徒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这是旧市委有意歪曲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反党黑纲领，它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在城市斗争中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教导，宣扬依靠资产阶级去建设资本主义的大城市。它违背毛主席提出的“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的重要指示，只讲生产，闭口不提阶级斗争。
4月16日，旧市委召开会议。制定了《关于北平市目前中心工作的决定》和《关于生产与工会工作的初步计划》，竭力提倡恢复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胡说什么不给资本家利益，就会“使劳资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诬蔑这是“一种损人而不能利己的自杀政策”。在企业干部会上，彭真大讲什么“城市的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
4月20日—21日，彭真两次召开私营企业职工代表“座谈会”，要工人接受资本家的“指挥”，“不咎既往”，一心合作。
4月21日，刘少奇开始臭名远扬的天津之行。在天津、唐山等地，他公然和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大唱反调，极力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奔走呼号。彭真派亲信张文松随行，把刘少奇的谈话、讲话整理送回旧市委，打印发给旧市委的头头学习、执行。彭真还在许多场合进行传达和贯彻。
5月15日，彭真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大肆吹嘘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对平市有很大影响”，“现在较大工厂的资本家，对于我党现行政策的顾虑，已大部消除了”，资本家中“出现了一批愿意与我合作的积极分子”，并吹嘘北京“解决了劳资关系”，“安定了资本家的情绪”。
5月19日，刘少奇从天津回到北平后，彭真立即召开北平干部会议，让刘少奇系统地贩卖他在天津鼓吹的资本主义路线。刘少奇还接连五、六天带着妖婆王光美，到旧市委听汇报、作指示，故意混淆阶级阵线，提出凡是靠工资生活的脑力劳动者，包括资产阶级教授都是工人阶级，应该组织教育工会。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立即照办，把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吸收进工会，让右派分子钱瑞升担任教育工会主席。
5月31日，彭真伙同大叛徒邓拓炮制《关于北平市辖区农业土地问题的决定》，不提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封建的和半封建剥削制度，却反复强调要照顾地主农富的利益，什么规定，“经营地主与农业资本家的土地也维持原耕、原用不动”，“凡使用机器耕种之土地，不论其土地所有权有无变动，一律原耕不动”等等。极力保存地主、富农经济。此《决定》经刘少奇批示，在报上发表，留毒全国。
旧市委为贯彻这一《决定》，专门成立了郊区土改委员会，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柴泽民任书记。选点试行三个月之后，十月中旬全面推广。在执行时，旧市委进一步放宽尺度，让地主、富农保留大量树木、耕地、房屋等，还规定对反动地富不搞面对面斗争，胡说这样可以避免乱打乱斗。
6月30日，毛主席发表伟大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且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英明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旧市委对毛主席这部光辉著作极力抵制，要全市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彭真并指使邓拓主编《政策选集》，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立三、饶漱石的毒草和旧市委的一些修正主义黑货塞进去，冒充“经典”让干部学习。
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为戏曲改革写的题词“推陈出新”，为戏曲改革，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指出了方向。彭真专门把旧戏班子找到旧市委演〈贵妃醉酒〉、〈红娘〉，并猖狂地说这是有意干的，让反对演这些戏的人知道市委不赞成禁演这些戏。
8月9日—14日，北平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十三日下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毛主席指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任务是：“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号召“北京的人民，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及其潜伏的特务分子以外，一致团结起来，为克服困难，建设人民的首都而奋斗”。
彭真在总结报告中，只字不提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却大肆贩卖刘少奇的“阶级合作”的黑货。他还别有用心地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歪曲成资产阶级议会式的“经常协议机构”，把毛主席“建设人民的首都”的伟大号召篡改为“建设新北平”。
9月8日，叶剑英同志赴两广工作，市长由聂荣臻同志担任。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借组织南下工作团之机，排斥异己，把旧市委中不是他们部下的老区干部，排挤出去。同时，以兑换金园卷为名，把城工部的几百名干部留在城内，抵制南下，并提拔刘仁为付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友渔为付书记兼付市长，反共老手吴晗为付市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邓拓、冯基平、程宏毅、廖沫沙为市委委员；罗瑞卿兼任公安局局长，廖沫沙兼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和宣传部付部长，王甫(现西北局组织部长，已被揪出)为付秘书长，项子明为学委书记，李昌为青委书记，李伯钊为文委书记，张晓梅为妇委书记。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继续在城乡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在国营企业中，推行“生产第一”、“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在镇反工作中，贯彻执行刘少奇的“宁右勿左”的反动方针。
2月2日，旧市委举行庆祝北京解放一周年大会。彭真在讲话中，继续散布“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谬论。
2月6日，旧市委召开北京市首届工人代表大会，彭真在会上提出：“工会当前的中心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企图把工会引向埋头生产、不问政治、不搞阶级斗争的邪路。
5月25日，旧市委以彭真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竟然提出发展私营工商业，靠三条“措施”：第一，强行压低工人的工资。当时有的工厂被压低了百分之九至百分之三十九。第二，加强工人劳动强度。有的工厂把工作时间从十二小时提高到十三小时。第三，对资本家采取免税、减税或缓征的办法，“予以照顾”，计有两千五百五十五家工商户获得了减、免、缓的待遇，共计约合税款二十九亿元。可见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发展资本主义多么卖命效力。
6月9日，旧市人委党组也根据彭贼的“指示”，搞了一个“关于税收和工商业问题”的报告，跟资本家一个腔调，叫嚷工商界“税重”，是“杀鸡取蛋”。规定粮、布、盐、煤、油、煤油，大部分批发给私商出卖，并责成市工业局监督和督促有利于资本家的合同的订立和执行；责成贸易公司援助私营工商业解决供销问题；责成国家银行“贷款扶植”，等等，为发展私营工商业费尽心机，广开门路。
6月7日，旧市委把北京郊区“三个月试点、五个月完成”的“和平土改”写成总结“报告”上报。“报告”中说，郊区土改的“经验”是：工作组领导一切，规定“凡工作组尚未到达的村庄”，“不许动手”，诬蔑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会“把土改搞乱了，难以收拾”；宣扬“生产第一和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思想”，召开“包括有地主、富农参加的村群众大会及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以“安定民心”，实际上是抹煞阶级斗争，实行“和平土改”；强调保护富农，“和缓与富农的对抗”，从而“扩大和巩固了统一战线”。由于郊区土改中实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地主和富农的威风没有被打倒，广大的贫下中农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在土改后仍然很猖狂。
下半年，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高等院校实行“教授治校”，决定在清华、燕大、北大、师大等校，不派党的干部去领导，由资产阶级教授选举“校务委员会”领导。
11月19日，旧市委向中央写报告，极力掩盖它在镇反工作中的右倾错误。由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执行了刘少奇的“宁右勿左”的反动方针，在镇反中，犯了“宽大无边”的右倾错误，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旧市委在假检查中，只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个时候狠得不够”，“该杀的末及时杀”，“不够彻底”等。
12月22日，旧市委召开北京文艺干部会，彭真作报告，为反动戏、黄色戏大开绿灯，叫嚷“不要这一出也禁唱，那一出也禁唱”，“尺度还是宽一些好”，“戏不要禁那么多”。污蔑旧剧改革是“强迫命令”。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利用抗美援朝之机，大力扶植发展私营工商业；在镇反中继续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抵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极力阻挠和仇视干部、群众学习本年出版的光辉灿烂的伟大著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年初，彭真兼任市长，把北京市的党政大权都揽在他一人手里。他曾对其亲信说过：“我在晋察冀时，遗憾的是没有兼政委，抓军权，是聂荣臻抓了，军队在他手里。”又假惺惺地对其亲信说：“我一再给主席说，不兼北京市的职了。”他的亲信献计说：“书记还要兼，市长可以不兼。”彭贼马上说：“市长活动范围广，国际国内，这个不能不当。”充分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
1月9日，旧市委在关于工商界抗美援朝的情况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大肆美化资产阶级，说什么资本家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确实够得上是‘四个朋友’之一了”，“和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们普遍感到受到了重视，当了‘主人’。”还歪曲事实，为资本家施放五毒打掩护，说资本家“内部相戒，不要出现坏分子，搞投机倒把、囤集居奇的丑事”。甚至吹嘘资本家“在稳定金融物价中，也起了若干保证作用”。
5月11日—25日，旧市委召开统战工作会议，传达贯彻李维汉在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对资产阶级只强调联合，不讲斗争，只强调利用，不讲限制和改造。还说什么对工商界在抗美援朝中的表现“要有足够的认识”，不能“认为是假的”。
由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大力扶植私营工商业，资本家念念不忘一九五一年上半年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上半年，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全国展开了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大批判。五月廿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主席尖锐地批评了那些称赞和歌颂《武训传》的党内走资派，并严词责问：“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二、三月分曾在北京大放反动电影《武训传》，观众达十几万人次，并让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纷纷出来捧场，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胡说什么这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等等。而在毛主席发动了这场大批判后，他们则消极对抗，既不向党员、干部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也不组织党员、干部积极参加这次大批判，更没有发表什么像样的批判文章。
本年，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全国城乡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毛主席和党中央多次指示：直到现在党内还有不少干部不了解坚决地正确地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还未认真地大规模地实行。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推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三月十五日，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中央人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条例”时，到会代表就严肃地批评了北京市镇压反革命工作中的右倾错误，说人民政府“敌我不分”，“姑息养奸，遗害人民”，一致要求政府对反革命分子“不能再宽大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却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右倾错误辩护，彭真在这次会上大肆吹嘘，说：“两年来北京的公安工作是有成绩的，它摧毁了反革命残余组织，镇压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三月二十日，旧市委在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又借政协委员的所谓反映，为自己涂脂抹粉，说什么他们反映“首都的领导也是强的，在执行政策上又一向是慎重的，相信我们不会搞乱”等等。彭真还利用旧《工人日报》的报道，无耻地吹嘘自己，说北京市于三月二十四日召开五千人大会镇压反革命时，群众在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同时，高呼‘拥护彭市长”。
伟大领袖毛主席五月十五日再次指示：“对于有血债或其他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彭真在毛主席指示后第五天，在北京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上，公然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胡说什么“有血债的为人民极端痛恨的……不能都枪毙，有些可以关起来进行劳动改造；有些可以加以管制，监视他们，加以改造。”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后期又及时指出：杀人不可不杀，也不可杀得太多。对一部分罪当处死的可以判处死刑缓刑。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竟肆意歪曲毛主席的指示，说“这是要刹车”。彭真还说什么“这次刹车很及时，苏联专家很称赞，说这样收得好。”七月五日，旧市委在转报市公安局的报告中也提出：“此后即暂不大杀”，也“不拟再捕”了。
5月，中央决定大专院校学生毕业后，必须由国家统一分配，不得私自抽调。旧市委闻讯后，马上抢在决定下达前，从大学抽调了三百多名即将毕业的学生，集中到旧市委党校学习，然后分配到北京市各单位。与此同时，各区委也从中学抽调了一批即将毕业的高中学生窝藏起来，然后分配到各单位。
7月1日，党的卅周年纪念日。彭真让邓拓、张文松、王汉斌为他写了一篇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的文章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这是一篇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它把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仅仅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洋洋上万言，只字不提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它闭口不谈革命胜利后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却大谈特谈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8月，旧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刘少奇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大肆宣扬刘少奇提出的“党员现在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反动口号。旧市委根据全国组织会议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在会上抛出了《整顿基层党组织的计划》和《发展新党员的计划》。并从一九五一年八月到一九五二年八月，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在党内建立“党课”制度，开办短期训练班，用刘少奇、安子文炮制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党员标准八项条件》作教材，向党员贯输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说什么“八项条件是现在的条件，也是努力的方向。一般地懂得八项条件，承认八项条件，并实际向八项条件努力，就够入党条件。”提出“可以公开号召入党，谁够条件，谁就进来。”为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入党敞开了大门。
本年，在市区机关和工矿、企业、学校、党员干部中，分期分批开展忠诚老实运动。彭真、刘仁多次散布延安整风搞“左”了的谬论，一再强调这次运动要吸取延安整风的“教训”，“主要靠本人坦白，不搞追查”，致使这次运动搞得很不彻底，一些钻入革命队伍的坏人和叛徒，都被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保护过关。刘仁还厚颜无耻地吹嘘说：“这次运动很温和，没有什么付作用，这是接受了延安整风的教训，是最好的一次运动。”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第二卷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出版，第三卷于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出版。这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大喜事。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他们既不宣传《毛泽东选集》出版的伟大政治意义，也不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相反地，他们却大肆强调对党员、干部加强“理论教育”，要党员、干部学习旧中宣部编印的“干部必读”十二本书，其中一篇毛主席著作也没有，彭真在作报告时还经常无耻地吹嘘说：“书不用读多了，读通了一本就行。我就是从前在监狱里弄到一本《费尔巴哈论》，反复念了多少遍，我的理论基础现在还是靠这些。”他还强调要学习《社会发展史》，胡说什么“懂得猴子变人，才能懂得马列主义。”旧市委还以组织干部学习党史为名，大肆吹捧胡乔木的大毒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把它列为党员、干部必读、精读的“著作”。
本年，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教育战线上，顽固地对抗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取旧教育有用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指示，把国民党时期的一套旧教育制度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迟迟不做改革。彭真特别强调要办好国民党时期北京的所谓“名牌”学校，作为北京市中小学的样版。旧市委并派原城工部的一些骨干到这些学校坐镇，要他们总结经验，以便推广。他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顶礼膜拜，大力提倡“敬老尊贤”，一再宣扬要依靠所谓“名牌”老教师办学。他们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一再强调要把“正课”放到第一位，实行所谓“正规化”。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司法改革运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极力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贯彻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抵制和破坏这些重大的政治运动。
去年底和今年春，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北京市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这次运动中贯彻了一条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运动一开始，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宣传“三反”的伟大意义，不强调广泛深入地发动和依靠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而是片面地追求贪污犯的数字，自上而下地规定贪污犯的数字，层层布置，限期完成。彭真在市政府各局局长会议上，亲自向各局规定“大老虎”(指贪污金额合人民币一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的数字，要各局局长负责，限期完成。刘仁在会上竟说：“凡是过手十万元人民币的，大体上要贪污一万元，这是一条规律。”会上有人提出：“为了如期完成‘大老虎’的任务，可不可以采用‘左’一点的办法”(即用逼供信的办法)，彭真竟说：“可以试试。”在彭真、刘仁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全市普遍发生了体罚、逼供信，打出了大批“假老虎”。运动后期，旧市委又严重右倾，对真假老虎不认真甄别定案，而是一风吹了事，全市原报大老虎九百三十八只，最后只剩下三十七只；贪污总额原为三千七百二十七万元，最后只有六百三十三万元。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抗毛主席指示，只强调反贪污，不反浪费，不反官僚主义。旧市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实际在运动中已有很大的克服”，“只是稍带进行”即可。公然抗拒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保护一小撮真正有严重贪污、严重浪费、严重官僚主义的分子。彭真、刘仁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当时就大肆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生活极端腐化堕落，是真正的三反对象，但在运动中却安然无恙。许多违法乱纪分子也在他们的直接包庇下蒙混过关。例如：市政府副秘书长李公侠，贪污浪费、腐化堕落，违法乱纪，伙同某单位营私午弊，非法转移价值一百多万元的黄金。由于他是彭真的把兄弟，就被包庇过关。事后彭贼竟恬不知耻地说：“象李公侠这样的人，要是在别人手下，是要枪毙的。”叛徒赵凡当时是旧市委副秘书长，贪污了没收一贯道的银元、皮包等，在三反运动中过不了关，最后也在彭真、刘仁的庇护下蒙混过关。
上半年，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北京市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极力抹杀这一场阶级斗争的实质，多次别有用心地歪曲、贬低“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彭真多次公开讲：“‘三反’‘五反’的目的，是肃清旧社会遗留的污毒”，“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两种作风和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在“五反”初期，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发动和依靠私营工商业的广大职工群众，不向他们讲明“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进行灭资兴无的阶级教育，只片面地号召他们检举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派往私营工商业的工作组干部，在运动初期搬用了“三反”运动中的一些错误作法，发生了体罚、逼供信的偏差。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即惊惶失措，大喊“运动搞左了”，急忙刹车，把运动拉向右转。在四、五月份，旧市委又不认真核实定案，马马虎虎地把绝大多数私营工商户都定为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并且大量地减、免、缓，加以保护。不少五毒俱全的严重违法户，也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保护下，蒙混过关。例如，同仁堂药店经理乐松生，就是全市五毒俱全的严重违法户，却被定为基本守法户。彭真公开讲：“乐松生是头面人物，得从宽处理。”并且在五反后把他安排为副市长。
运动尚未结束，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就叫嚷：“要集中全力转入恢复生产。”并在市财委成立专门机构，对私营工商业大力给予加工订货，放手发放贷款，极力鼓励和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五反”后期，彭真、刘仁又多次强调，要让资本家“有职有权”，“资本家要有人权、财权、管理权，工人不能侵犯、干予。”广大职工对于旧市委这种扶植资本家的措施极为不满，纷纷抵制。彭真、刘仁多次召集城区区委书记会议，要区委书记出面“批评教育工人”，“克服‘左’倾情绪”，今后要“劳资合作，发展生产”，“要说服工人，服从资本家的领导。”完全暴露了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从去年底至今年初，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北京市在高等学校中开展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这一运动中推行的也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中揭发了不少资产阶级反动教授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都被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保护了下来。例如：燕大反动教授、现行反革命分子张东荪，一九五○年曾把国家重要情报偷运给美帝，只是撤职了事。燕大反动教授聂崇歧等人，搞了个“骂人团”，经常在一起恶毒攻击党和人民政府，也只批判一下。北大反动教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周炳琳，清华亲美分子潘光旦，反动透顶，顽固不化，自称是“铁心皮球”，“铜墙铁壁”，气焰十分嚣张，都没有进行任何斗争。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甚至动员这些反动教授的子女去劝说“争取”，只要他们稍有一点“检讨”，就放他们过关。清华钱伟长等大右派，甚至在这次运动中还捞取了“进步教授”的称号。当时协和医院革命职工揭发了美帝拿中国人作试验的滔天罪行，彭贼听后，急忙划框框、定调调，说什么“对医学试验问题要慎重，不要轻易下结论。”甚至还提出在协和要“团结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口号。
3月—5月，各高等学校在教师中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彭真、蒋南翔等人把忠诚老实运动歪曲为仅仅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运动”，说什么“要提倡自觉自愿”，“要坚持宁慢勿乱”，强调所谓“自觉交代’’和填表，不许发动群众对反动教授开展面对面的揭发斗争。致使一大批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漏了网。
下半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北京市进行司法改革运动。
旧北京市人民法院，在叛徒、右派分子王斐然等人的把持下，招降纳叛，网罗了大批旧司法人员，加以重用。对于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却诬蔑他们“文化低，不能做审判工作”，而加以排挤。实际整个司法专政机关，完全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旧司法人员所统治。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司法改革中，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他们成立一个司法改革委员会，由一伙具有严重旧法观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和叛徒张友渔、王斐然、冯基平、贺生高为主任、副主任，他们狼狈为奸，互相包庇，使这次司法改革走了过场。王斐然在群众压力下，作了一个假检查，旧市委就让他作“典型示范”，并把他的假检查在报上公开发表，欺骗干部和群众。旧市委在以市政府党组名义向中央的报告中，还文过饰非，把北京市司法界存在的严重问题，仅仅说成是“领导上因受旧法观点的影响，对旧司法人员的看法和使用，曾经发生偏差。”对于大量使用和依靠旧司法人员问题，则又辩解说，是“一边使用”，“一边改造”，以此欺骗中央。
10月1日，旧《北京日报》创刊。这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制造反革命舆论，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在发刊词中，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谈阶级斗争，却把过渡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歪曲为仅仅是“清除反动思想，改造落后思想”的问题。发刊词规定旧《北京日报》的方针是：“报道北京市的市政建设，特别是生产建设的情况”，“收集与传播生产建设和各种工作的先进经验”。还提出“全民办报”的修正主义路线。彭真在10月16日讨论旧《北京日报》工作问题的会议上，继续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为旧《北京日报》发刊词作了注释。他胡说什么“今后主要的斗争形式是进步与落后的斗争。当然还有资产阶级，但是经过‘五反’，资本家已成‘惊弓之鸟’，不要再去打击它了，可以缓和点。在机关、工厂、学校，主要的斗争形式是进步与落后的斗争。”
10月2日至13日，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彭真窃据了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和党组书记。会后，他贪天之功，大肆吹嘘自己。他在全体工作人员会上恬不知耻地说：“印度和大主席克其鲁说，最后那次会的执行主席(即彭贼)，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民主作风最好的主席。”并且别有用心地宣传：“有的外国代表喊：彭真万岁！”“有的代表说，我们有彭真这样的领袖就满意了。”他还布置亲信搜集“反映”，向中央写报告。第一次写的报告，彭贼嫌吹捧不够，大为不满，痛骂一顿，立即责令张文松、王汉斌重新搜集“生动的反映”，重新改写。张文松、王汉斌在报告中加上许多“文艺夸张”，极尽吹捧之能事，上报中央，为彭贼捞取政治资本。
毛主席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逐步实现一化三改的伟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向前发展。旧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抗拒三大改造，鼓吹“阶级合作”；在高等学校大力推行“全盘苏化”的方针；利用制定城市规划，大搞独立王国。
年初，彭真把他在晋察冀时的老部下、亲信郑天翔调到旧市委，任秘书长，主管城市规划工作，并协助刘仁掌管全面工作。接着，在刘少奇支持下，彭真又提名刘仁任旧市委第二书记。
与此同时，彭真、刘仁为加强反革命阵容，先后提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范儒生、余涤清为为组织部正副部长，杨述、杨伯箴为宣传部正副部长，项子明为办公厅副主任，张文松、王汉斌为研究室正副主任，崔月犁为统战部副部长，范儒生、刘君达为监委正副书记；并成立高校党委，蒋南翔任第一书记，杨述任第二书记，宋硕任副书记；成立工业部，贾庭三、陆禹任正副部长；成立建筑企业党委，刘拓任书记；成立农村工作委员会，柴泽民任书记，赵凡任副书记；调范瑾任旧《北京日报》社长，周游任总编辑。
2月，毛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发出反官僚主义的号召，党中央做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指示。旧市委拒不执行，反而助纣为虐，公然包庇坏分子。
当时，北京市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副行长孙书田强奸一女干部案。女方向法院控告孙的罪行，并揭发贾星五、殷玉昆包庇孙。旧法院被迫决定对孙拘留判刑，并在旧《北京日报》公布了案件调查处理经过。刘仁看到后，大发雷霆，赤膊上阵，包庇贾、殷，为孙翻案。他指使公安局派两名女干部，化装护士，跟踪女方，套取女方“口供”，捏造事实，说女方是诬告。然后责令法院将孙释放并为之恢复“名誉”。
3月，党中央公开发表《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当时，北京郊区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户数，只占郊区总农户的0．8％。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却大肆叫嚷“合作化急躁冒进了”。彭真亲自出马，下令合作社的发展“不能太急”。他还从苏共历史上找根据来批评我国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冒进和强迫命令”。旧市委还到处兜售刘少奇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谬论，胡说什么“产生急躁冒进的原因，是不了解工农业的关系，即没有大机器，集体化是不可能的。”直接同毛主席关于“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的教导相对抗，妄图扼杀农业合作化运动。
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于同年十二月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煞住了“反冒进”的妖风。旧市委仍按兵不动，京郊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缓慢，直到一九五四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户数，才占郊区总农户的8％。
5月—6月，毛主席对教育改革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出：“办好学校，首先要解决学校的领导骨干问题。有了坚强的校长，就会产生好的教员。”“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学生健康不好的原因，是伙食不好，卫生不好，功课重，课外负担过重，太忙。”提出青年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却在高等学校大力贯彻刘少奇的“全盘苏化”、“先搬后化”的修正主义教育方针。
为了把北京的高等学校引上培养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邪路，蒋南翔、杨述、宋硕等，秉承主子旨意，大力推行校长负责制，强调依靠资产阶级“专家”办学，反对党对教育的领导，大叫大嚷目前学校党组织“不能在学校发号施令”，“行政是主轴，领导学校的工作”，“学校党组织是副轴，主要起保证作用”，“学校党组织不要起那么多作用，首先作到不要起麻烦作用，能配合校长的工作就好了”。竭力鼓吹业务第一，教学第一，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叫嚷：“对学生来讲，学好功课是‘大政治’，参加课外活动是‘小政治’，‘小政治’要服从‘大政治’。”对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的现象，不但不采取根本措施加以解决，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增加学生的负担。宋硕公然宣称：“培养大学生，不压不成材。学生星期天不学习干什么?”
6月—8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严厉批判了薄一波在全国推行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反动政策，撤销了他的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这次会议采取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彭真在会上对薄一波假批判的发言内容都事先用电话告诉了薄一波。刘仁在会上发言，假惺惺表示拥护对薄一波的批判和处理，而对旧市委在北京市贯彻执行薄一波的反动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却不作任何检查和揭发。
7月，刘少奇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宣扬阶级合作，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在统战工作中实行投降主义。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积极传达、贯彻、执行了刘少奇的黑指示。彭真和刘少奇一唱一和，一再大放厥词，说“扫除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一些大的运动，基本上已经过去”，今后的运动就是“大生产运动”。三大改造运动“要十年、二十年才能完成”。还胡说什么资本家“都拥护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首先要同他们合作”，这样，“可以使革命胜利更快，社会主义来的更快”。还叫嚷：“现在是建设时期了，要靠法律制度来管理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妄图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本年，北京市普遍进行整党。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这次整党中，公然反对中央关于1951年至1953年对全党进行一次大教育、大审查、大整顿的指示，胡说什么“北京党员不多，发展不乱，不需要大规模整党”。他们不对党员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毛主席建党路线的教育，却积极宣传、贯彻刘少奇的黑《修养》和刘少奇、安子文在1951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贩卖的黑货，把刘少奇、安子文炮制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和“党员标准八项条件”作为整党教育的主要内容。他们不对党员进行总路线的教育，却极力宣扬刘少奇的“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反动口号。整党的方法，也是采用黑《修养》所鼓吹的脱离群众、脱离现实阶级斗争，让党员“闭门思过”的一套，根本没有发动群众对党组织和党员进行审查和监督。
与此同时，全市各系统还普遍按照所谓“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大量发展新党员。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这次党员大发展中，极力宣传生产好、学习好、工作好就是政治好的折衷主义观点，强调考察阶级觉悟要围绕生产、工作和学习进行。旧市委组织部长范儒生公然宣称：“发展个别不够条件的人入党是难免的”，要各级党组织解除顾虑，大力发展。这就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投机分子入党敞开了大门。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这是中朝人民并肩作战，战胜美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宣传这个伟大胜利。彭贼在作报告时，却公开贩卖“和平共处”的修正主义谬论，胡说什么“和为贵”，“我们不想打，朝鲜不想打，美国也不想打，因此才和”，“今后国际形势将日趋和缓”。
12月，旧市委向中央提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报告》。这个规划草案是郑天翔等人秉承彭真的旨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长期谋划、精心炮制的修正主义城市建设纲领。它鼓吹搞一个“大北京”——第二个莫斯科。彭真说将来北京人口要发展到八百万，一千万，东边和天津连在—起，文教区“应当单独建设”，里面不准建工厂；并强调北京必须按照“高标准”。这样的方案，完全是违背毛主席关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和勤俭建国的指导方针。
彭真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玩弄假检讨、真欺骗的手法蒙混过关。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继续在文教、工业、建筑战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精 心炮制了中小学教育的修正主义黑纲领《五四决定》，积极推广“一长制”和计件工资，实行“和平演变”；并极力抵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妄图把这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纳入“纯学术讨论”的轨道。
1月，毛主席责令彭真在即将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检查他在东北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彭贼乘机勾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从中央机要室偷出东北局1945年至1946年同党中央的来往电报，指使他的老婆张洁清和大秘书王林连夜复制一份密件，妄图翻案；接着，又让其亲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鹏飞、李琪、王汉斌代为起草假检讨。彭真胡说他在东北所犯的是方针性错误，拒不承认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假检讨写好后，彭贼先送刘少奇等人征求意见。刘少奇知道通不过，要他重写。彭真赶紧找刘仁、郑天翔密谋，勉强承认犯了路线性错误，以此欺骗党中央、毛主席。
2月，党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了高、饶反党集团。会上，刘少奇和彭真作了不象样的检查，蒙混过关。会后，彭真造谣说：“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对我的检讨很满意”，“毛主席讲我在东北的错误是方针性的，不是路线性的”，“高岗攻击我在东北闹宗派主义，现在真像大白，可以看出谁在闹宗派主义。”并肉麻地吹捧刘少奇，胡说“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带头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刘少奇马列主义水平高，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对毛主席”。
4月，旧市委举行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七届四中全会。彭真特意把他在东北工作时的亲信刘达(当时在高级党校学习)、吴子牧(矿院副院长)、王友(矿院副院长)等人找来参加会议，让他们在会上大讲高岗如何“整”彭真，胡说彭真的错误是“高岗给夸大了”，并吹捧彭真的假检讨很使人感动等，企图为彭真翻案。会后，彭真把这些发言报送中央，再次欺骗中央。
5月—6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大抓中小学教育的领导权。彭真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校教育质量的决定》，即所谓“五四决定”。他强调《决定》要“突出教学”，“按升学率高低来排学校名次，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成绩好的给予物质鼓励”；“领导干部要钻研业务”，“党组织要起保证作用”。这个《决定》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精心炮制的教育黑纲领。它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竭力鼓吹业务挂帅、分数挂帅和物质刺激；反对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统治地位，肯定他们在教学中的“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妄图把广大师生引上读死书、死读书、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修正主义邪路，为复辟资本主义培养接班人。
彭真以个人名义，将《决定》草稿送习仲勋、张际春等审阅修改；然后，以旧市委名义报送中央。刘少奇对这个《决定》十分赞赏，马上盗用中央名义，批发全党，说它是“正确的”。有主子撑腰，彭真又把《决定》拿到报刊上公开发表，流毒全国。
5月，郑天翔、赵鹏飞等人，炮制了旧市委《关于建筑企业党组织1954年基本任务的决定》。《决定》不讲政治挂帅，不讲人的思想革命化，却强调物质刺激和规章制度，鼓吹必须“有准备地实行计件工资制度”；“建立与健全作业计划”；“实行生产区域管理制，建立工区与工长的责任制”，等等。这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建筑企业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第一个黑纲领。同年六月八日，旧《北京日报》公开发表这个《决定》，并发社论，大肆宣扬。旧市委按照这一黑纲领，在全市建筑企业推行计件工资，大搞物质刺激。彭真问郑天翔：“用这个办法能不能提高20％的劳动生产率？”郑天翔说：“没问题。”彭真说：“那就坚决搞嘛！”于是五月旧市委发出《在国营建筑企业实行计件工资的指示》，接着旧《北京日报》又连续发表社论，宣扬在建筑企业推行计件工资的“好处”，胡说什么只有“实行按照每个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给予报酬的政策，才能刺激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
7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厂矿企业大力推行苏联的“一长制”，以此代替我党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是在工业战线上推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步骤。旧市委在《关于石景山发电厂贯彻一长制的初步经验向华北局、中央的报告》中，大肆吹嘘“一长制”的所谓“重要性”，声称：“实行一长制是当前厂矿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基本建设”，“经验充分证明：目前实行一长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8月25日—26日，旧市委工业部召开全市厂矿企业党员干部大会，大力推行“一长制”。旧《北京日报》还专题发表社论宣扬“一长制”。
本年，毛主席批评了北京市建筑中的“复古主义”。彭真玩弄阴谋，把责任完全推给中央各部门和梁思成。他授意郑天翔搞了一个建筑情况的报告，攻击中央各部门建筑上的“复古主义”和“大围墙主义”，掩盖自己的罪责。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当时任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一贯反对毛主席关于拆除北京的城墙、围墙和马路上的牌楼等指示，极力鼓吹房屋建筑是艺术品、要搞“民族形式”和“大屋顶”。梁的一套都是经过旧市委审查同意并推广的，彭真却推卸责任,说：“北京市委从来没有干予过建筑形式。”并玩弄对梁思成假批判、真包庇的诡计。彭真专门组织一班人，写了一批批判梁思成的文章，却不发表，他拿着文章清样，亲自找梁思成“谈判”。梁见事不妙，当即表示今后一定要在彭真的“英明正确领导”下，为彭真效劳。彭贼马上下令不公开发表这些文章，并把清样送给梁思成，让梁写一篇“自我检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事。事后，彭真非常得意地说：“对高级知识分子就得这样。”
8月，北京市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会上彭真作了《北京市五年来工作情况和今后的工作任务》的报告，大肆吹嘘北京的工作“成绩”，把他们的罪行说成仅仅是领导上还有“官僚主义”和有些干部还存在着“差不多”思想。他闭口不讲把北京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强调要把北京建成“经济中心和现代化工业城市”。他极力美化资产阶级，胡说什么：“有很多资本家已经看清了历史趋势和利害关系，愿意按照社会发展规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努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立功。”会后，旧《北京日报》发表了彭贼的黑报告，并接连几天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大肆吹嘘北京的“成绩”，为旧市委捞取政治资本。
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彭真在会上扯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黑旗，叫嚷：“人人在法律上平等，应当是也必须是全体人民、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实际行动的指针。”妄图用这个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取消党的领导，代替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
这次会上，彭真在刘少奇支持下，窃取了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职务，掌管人大常委工作。
9月底，赫鲁晓夫携布尔加宁和福尔彩娃访问中国，并主持苏联展览馆开幕式。彭真肉麻地吹捧赫鲁晓夫是“杰出的政治家”，“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开辟了中苏友谊的新纪元”。为讨好苏修，彭贼不向党中央请示，私向苏修大使馆建议，展览馆取名“苏联展览馆”，苏修欣然赞同。彭真、刘仁并亲自出面，招待福尔采娃，同苏修勾勾搭搭。
10月，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大批判，并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严厉批判了刘少奇、彭真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这次大批判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态度，表面应付，实则反抗，竭力把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拉向右转。旧市委高校党委十二月发出的《关于在首都各高等学校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通知》中，打起“学术研究”和“自由批评”、“自由讨论”的黑旗，完全抹煞了这次大批判的政治意义，并且设置了许多框框和限制，强调“应当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不能采取思想检查‘过关’等形式，只能采取学术研究的方法，如举行学术报告会，学术讨论会和组织学术论文等”，还强调“学术批评和讨论”要“在不妨碍正常学习的条件下”进行，要“注意防止学生借口教师学术思想有错误而不尊重教师或不上课等违反纪律的现象”，要“注意防止旧学术界的宗派纠纷，防止坏分子造谣破坏”，等等。千方百计保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12月25日，刘少奇携妖婆王光美，接见原育英小学校长韩作黎(后提拔为市教育局副局长)，主张大力扶植修正主义的干部子女寄宿制学校。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唯黑主子之命是从，极力抵制毛主席关于“不要专为干部子弟办学校，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指示，强调“北京是首都，情况特殊，干部子女寄宿不能取消”，接连又建立了好几所干部子女寄宿制学校。
一九五五年，是我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所有制改造方面激烈决战的一年。在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完全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抵制和反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充分暴露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丑恶咀脸。
1月13日，彭真在市工商联执委会上讲话，极力宣扬资本家可以“自动”走入社会主义的谬论。胡说什么资本家也可以自愿“接受社会主义”，“很多工商业资本家天天在那里盼望公私合营”。
2月2日—5日，旧市委召开办社工作会议。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积极推销“坚决收缩”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疯狂地叫嚷大社办得“过多”，“过早过急地组织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违反了自愿原则”。胡说合作化“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引起了社内外部分农民的紧张”，竭力阻止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前进。彭真在会上讲话提出“现在要控制，不够条件不让成立社”。合作化运动要“一步一步地走，三步当成一步走就会摔跤”。声嘶力竭地叫喊“要坚决停止发展，全力巩固”。会后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郊区刮起了一股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黑风，大砍合作社，有三千六百多户社员退了社，原有三百四十三个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中，有二百六十六个硬被降为土地分红的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一大批农民被关在社外。
2月，中小学、业余学校教职工开展忠诚老实运动。运动一开始，旧市委就规定了许多条条框框，束缚群众手脚，说什么“启发自觉，不追不逼”，“不开斗争会”，“不点材料，不戴帽子”，提问的范围也限制在本人交代的问题之内，“不许顶牛”。并规定对运动的要求不要过高，“宁可一次搞不彻底，往后继续再搞，也不许追逼”。包庇中小学、业余学校教职工中的牛鬼蛇神。
3月10日，旧市委发出关于一九五五年商业工作的“指示”，对私营商业百般照顾，阻挠对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叫嚷“国营商业不必忙着去代替私营批发商”，要国营商业“适当退让”，“适当撤消(国营)另售店，减少品种”，“还可扩大某些商品的批零差价”，“适当给以货款”等等，“稳定”私营零售商，“使其稍有利润”。
同日，旧市委发出关于一九五五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指示”。强调“一九五五年必须以整顿现有的手工业合作组织为工作重点”，“在集中力量整顿以后，再适当发展”，实际上是以整顿为名，反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4月26日—27日，市政协举行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彭真主持会议，刘仁作报告，大讲要发展私营工业，提出对私营工业生产要“进行合理安排”，要帮助资本主义工业“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工作”。在这一错误方针指导下，许多私营工厂盲目增添设备、人员，扩大经营，大量雇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作临时工，严重破坏了国家劳动政策，破坏了工农联盟。
5月，旧市委召开农村工作扩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刘少奇“坚决收缩”的右倾机会主义方针。会后，刘仁指示赵凡把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郊区乡以上干部中传达贯彻。
5月，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国大规模地展开了揭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运动。旧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运动中，极力包庇反革命分子，他们不领导群众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却强调通过“和平谈判”“去争取大批的反革命分子投降、起义”。并规定在许多所谓“特殊的单位和人员中，一般不进行小组斗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还合谋决定对所谓国内外知名教授，即使有反革命问题，一般不放在群众中斗争，并把二百多名资产阶级教授列入了保护名单。要求基层单位“大胆地吸收”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参加运动的领导工作”。
运动后期，彭真、刘仁带头大刮翻案风，支持右派向党进攻，胡说什么“在每一个基层单位，不能都套用‘肃反成绩是主要的’这一公式”。刘仁还逼着各单位大抓“善后工作”，要求开大会向肃反对象赔礼道歉，进行平反，把许多积极分子搞得灰溜溜的。
6月25日—7月3日，旧市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抗拒三大改造、抗拒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次黑会。刘仁在报告中极力主张保存资本主义工商业，阻止农业、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进行。说什么“目前大规模地进行公私合营是有困难的”，疯狂叫嚷“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额前进得快了”，要国营、合作社商业“暂时分别作适当的退让或停止发展，使私营商业零售额在纯商业零售额中所占比重维持在百分之三十六左右”。对农业、手工业，则以“整顿”“巩固”为名，不准发展。说“今年一般应停止发展，集中力量把现有的社办好”。彭真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更露骨地提出：“农业合作社今年要集中全力进行巩固”，“这是确定的方针，是不能动摇的”。胡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危险是入社户数已占郊区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农业生产合作社可能办不好，而不是发展得少了、慢了”。充分暴露出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丑恶咀脸。
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还利用选举市委委员之机，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安插亲信。候选人名单都是先由彭真、刘仁、范儒生密谋提出的。他们故意向代表隐瞒了候选人的政治历史等问题，如彭真、廖沫沙、张友渔、冯基平、胡锡奎、杨述等人的自首叛变问题，赵凡加入特务组织复兴社问题，项子明、刘涌等人包庇反革命问题等等，当有些代表对候选人中地下党、城工部的人太多提出了意见时，彭真气势凶凶地说：“高饶事件后，还分地下党、地上党是十分错误的，是破坏党的团结的”。在彭真等人的欺骗压制下，选出了旧市委委员五十九人(候补委员十七人)，大多数是彭刘的亲信、死党。郑天翔、范儒生被塞进旧市委书记处。
7月31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区委书记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本来坚决地、忠实地执行了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积极地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此时却摇身一变，文过饰非，把自己装扮成“一贯正确”。
8月4日，旧市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彭真传达毛主席的报告、指示，他颠倒黑白说什么“市委一直是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竟无耻地说对一九五四年冬和一九五五年春农业合作化运动“没有批评过发展过快，也没有采取过坚决收缩的方针”。
11月12日，旧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彭真以传达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的决议为名，继续为旧市委对抗三大改造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辩护，说什么“六月间，在党代表大会上讲现在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都讲现在、当前”，“整理记录的同志拿他自己的思想整理别人的记录”，“随便把现在改成今年”，“似乎今年冬天也不发展了，就把问题给搞乱了”。负责整理记录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汉斌对他的主子的讲话心领神会，马上承认整理错了，写了检讨，演了一场“周瑜打黄盖”的丑剧，掩护了彭贼过关。彭贼还辩解“不要把五月传达(贯彻刘少奇‘坚决收缩’方针)看得那么了不起，这个传达就亡党、亡国、亡头？不那么严重”。既为自己辩解，又为他的主子刘少奇开脱。并大叫“不要总去扯过去的问题”，“不要总是去翻老问题”，压制干部对旧市委的批评。
11月1日—20日，全国土商联执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中央又下达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迅速兴起。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苏共二十大掀起的国际反共反人民的逆流中，疯狂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同时，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竭力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阶级合作，阶级调和，为他们步赫鲁晓夫后尘，阴谋篡党篡国，大造舆论。
1月15日，首都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了大会。北京市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应该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北京市广大的革命群众。但是，一贯反对三大改造的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却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彭贼曾多次洋洋得意地说：“我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是不落后的。”另一方面彭贼又挖空心思地收集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材料。他派得力干将贾星五、宋汝棼召集资本家座谈，专门搜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缺点”；又指使陈鹏等人选调家在河北、山西的干部在春节期间以回家探亲为名，搜集农业合作化“搞早了”、“搞糟了”的材料，作为反党的子弹。
1月，旧市委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彭真、蒋南翔、杨述、宋硕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会上极力抬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充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彭贼疯狂叫嚷：“今天我们在团结改造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最主要的障碍是我们一部分同志对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诬蔑党的领导是“学阀作风”，是“用一些抽象的原理压服他们，给他们扣大帽子，甚至强词夺理，武断地粗暴地打击他们”。蒋南翔、杨述、宋硕一唱一和，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美化为工农劳动知识分子，大叫党对高级知识分子要“尊重和信任”。彭真还大力鼓吹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胡说：“人家不是批评共产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你从内行里发展一批人入党，不就解决了党的领导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范儒生就跟着散布：“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不能要求和工人、贫下中农一样尺度”，并提倡“在学术思想方面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也可以入党”。
在旧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策划下，一九五六年以来，成批的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反动学术“权威”，被拉入党内。反共老手吴晗就是被刘仁、范儒生拉进来的秘密党员。仅一九五六年一年即吸收了一百零一名正付教授入党。许多高等学校校系两级领导权被新入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掌握。
2月14日，臭名远扬的苏共二十大开幕，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二十大后，旧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紧密配合苏修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借口所谓反对“个人崇拜”，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彭贼利用大会小会，到处散布说：“个人崇拜是一种思潮，各国都有，中国也有”。“天下没有不犯错误的圣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犯过错误，毛主席也犯过错误”。在一次旧市委会上，他公然提出：“毛主席的话不一定是结论，这里边有几分道理，我们可以研究”。狂妄地叫嚷：“我们崇拜真理，不崇拜个人，毛主席不对，我们就不崇拜”。在另一次旧市委书记会上，彭真煽动他的亲信恶毒攻击毛主席，叫嚣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下台”。是可忍，孰不可忍?！
3月28日，彭真和刘仁串通一气，用旧市委名义向中央写报告，提出要对反革命分子“宽一宽”的方针。报告公然为地、富、反、坏的垂死挣扎、猖狂反扑打掩护，说什么“残余反革命分子越来越感到走投无路……纷纷投案自首”，被判处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获得了改造，表现奉公守法，努力作为新人”，“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也……纷纷表示要彻底改造自己”。资产阶级分子在合营后，“也自动地坦白交代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愿意丢掉包袱干干净净地进入社会主义”。要求对反革命分子大批摘掉帽子，恢复公民权，或者“从宽处理”。这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紧密配合刘少奇在大选前大批给地、富、反、坏摘帽子恢复其公民权，保存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一大阴谋。不久，旧市委即“宽大处理”了大批反革命分子，摘掉了大批地、富、反，坏的帽子。旧《北京日报》还为此发表社论，说一切反革命分子，包括有各种严重罪行的在内，“都可以得到宽大处理”。为之大造舆论。不久，彭真就提出“把北京搞的象水晶石、玻璃板一样”的谬论。
5月16日，旧市委批发市委统战部关于安排资产阶级分子工作的报告。“报告”极力为资本家争权，叫喊资本家“有职无权”，把资本家当“摆饰”，要我们“信任”资本家，“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和积极性”，“关心他们的生活”等等。还提出对于合营后辞去资方代理人的资本家可以吸收为工会会员或候补会员，变相给资本家摘帽子。
8月2日—14日，旧市委举行第二次党代会。刘仁作工作报告，不讲阶级斗争，不讲社会主义革命，却紧跟刘少奇反“冒进”，说什么“工作中存在着某些冒进情绪”。这个老狐狸怕露了马脚，会后又把这句话偷偷删去了。刘仁在报告中还为推行“一长制”涂脂抹粉，说推行“一长制”“起了积极作用”，公开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会议结束时，彭真在讲话中，大肆攻击毛主席，狂妄地叫嚣要毛主席“下台”，赤裸裸地暴露了彭真反革命政变集团篡党篡国的政治野心。
会上，东城区委第一书记周仁同志批评了刘仁、范儒生，刘仁怀恨在心，会上即组织人进行围攻；以后又捏造罪名，把周仁同志打成“反党分子”，撤销了市委委员、区委第一书记职务，并采用跟踪盯梢、特务侦察等卑鄙手段，把周仁同志迫害得精神失常。
9月15日，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会前，彭真与刘邓合谋策划“八大”政治报告。“报告”中“国家政治生活”部分，是彭真纠集田家英、李琪等人在他家起草的。在起草这个报告之前，彭贼炮制了《国家制度的若干问题(草稿)》一书，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叫嚷“我们国家专政的功能现在已经开始在向着它的否定方向转移”。在这个“报告”中，继续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阶级合作，说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地主和富农正在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人。民族资产阶级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革命斗争任务结束了”，“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不需要了”，“现在需要的是完整的法制时代”。
彭真这个大野心家还指示郑天翔给刘仁起草大会发言，利用党的代表大会争项目，要投资，扩建他们的独立王国。攻击中央对首都的工业建设“缺乏一个通盘的规划”，“影响了工作的进展”。草稿中原有攻击中央对北京建设方针未定的话，彭真作贼心虚，让删掉了。
“八大”会上，经彭贼积极活动，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二号头目刘仁当上中央候补委员。彭贼还阴谋把邓拓也塞入中央委员会(邓当时已调《人民日报》社)，因会上有人揭发邓拓是个大叛徒，才未得逞。
10月，旧市委成立政法部，彭刘的亲信刘涌被任为政法部长。刘涌和冯基平(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公安局付局长)一起炮制了一个任用坏人的三条“原则”：(1)凡有历史问题的讲了就算了；(2)凡有政治问题的坦白了就可以用；(3)凡过去作地下工作和解放前就和我们拉上关系、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就不究既往，都可以用，就是有血债的也可以用。等等。据此，大量提拔重用牛鬼蛇神。市公安局成了牛鬼蛇神的大本营。八个正付局长中就有四个是一贯生活糜烂，道德败坏，违法乱纪的坏分子，公安局的处长、分局长等中层领导干部中，政治历史或品质等方面有严重问题的也占一半左右。地主分子当预审处长；日寇女秘书提为办公室主任兼法制科科长，掌管全市案件审批大权；政治历史不清、敌特嫌疑的分子，提为侦察处付处长；伪军班长、国民党员从付科长越级提为干部处付处长，掌管全局人事大权；匪宪兵班长当监察科长；伪警官任预审科长，经办全市的大案、要案；富农分子任公安分局长；老流氓任公安学校校长，等等。北京市的公安部门长期以来成为牛鬼蛇神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反动堡垒。
11月16日，彭真带着“人大”和“北京市人委”两代表团访问苏修、南修及东欧各国，演了一场吹捧和勾结苏修的丑剧。
市人委代表团成员几乎全部是彭贼的死党。彭贼还把大资本家乐松生也带去，做为“和平改造”好了的资本家的“标本”。赫鲁晓夫对此十分赏识，大讲“全民国家”、“全民利益”的黑话。彭贼在赫秃面前，奴颜卑膝，甘当儿子，无耻地说：“我们很喜欢你，我们是少先队，青年人见到老年人总是很喜欢的”。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彭贼在苏修面前，竟然诋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胡说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不过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小部分”，“好比花上的一些枝叶和花朵”，“不过是枝叶而已”。
资产阶级右派利用我们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帮凶和急先锋。它煽阴风，点鬼火，鼓动右派进攻，甚至赤膊上阵，带头攻击党，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右开始后，又摇身一变，埋伏下来，并且竭力保护它的同盟军——资产阶级右派。铁的事实证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本身就是漏网的右派集团。
1月，彭真把持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委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时，极力吹捧、美化铁托集团，胡说什么中南两国“有着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奋斗目标和休戚相关的利害关系，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行动的根本准绳”，称赞彻头彻尾的南共纲领“很好”，卑躬屈膝地一再讲“代表团访问是为了学习你们的先进经验”。他对南修的“工人自治”，甚感兴趣，请人专门介绍。更令人气愤的是，彭贼竟就中共批判南修向铁托集团赔礼道歉。彭贼还携同其死党分子伍修权和铁托秘密会谈，不许翻译在场。
在访问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阿尔巴尼亚时，彭贼竟说：“阿尔巴尼亚国小、人少，经济落后，访问最没意思”，匆匆离去。
彭贼回国后，作报告大捧南修，大骂斯大林，竟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没有复辟”，“与情报局闹翻了主要是斯大林的责任”。充分暴露了彭贼和铁托是一丘之貉。
2月，彭真纠集反革命干将赵鹏飞、李琪、张苏等人，秘密策划，起草了一个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黑报告，提出人大常委下设八个委员会凌驾于国务院之上，充当“太上政府”，对国家机关“对口监督”，专门“找岔”，“唱对台戏”。他们还公开提出要毛主席“下台”，把宪草中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以连选连任，改为只能连选一次。这个黑报告，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阴谋实行赫鲁晓夫政变的一个严重步骤。他们的阴谋还未得逞，反右斗争开始了，彭贼见势不妙，缩回了黑手，演了一场“舍车马，保将帅”的把戏，把自己隐蔽下来。
2月27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接着，又在三月十二日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深刻地分析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正确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英明论断，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革命，为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毛主席的讲话极为仇恨、疯狂反对。彭真在多次讲话中，和毛主席的讲话唱对台戏。
3月21日，彭真在政协党组讲话中，歪曲“双百”方针，煽动右派进攻，说什么“百家争鸣就是唱对台戏”，“你唱我也唱”，“你讲你的唯心论，他讲他的道教”，“不需要杀气腾腾去驳”。他还诬蔑共产党搞科学“实在不大行”，“缺乏文化”，“哲学也不行，哲学那么多流派，还弄不清楚”，却吹捧资产阶级政党“有我们没有的本事”。
3月，彭真在一次讲话中，十分恶毒地煽动说：“对毛主席都可以贴大字报”。还凶相毕露地说：“共产党员担任什么工作都是党决定的，中央不让你当，你还能当下去?毛主席也一样。”大放右派言论。
3月25—4月1日，旧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打着贯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旗号，歪曲“百花齐放”的方针，提出大量开放剧目，放映三十年代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让大批毒草出笼。
彭真在总结讲话中，大肆放毒。他歪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对抗性质，胡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不是对抗矛盾，如果有一个资本家反抗改造，只是这个人是对抗性矛盾”。他大肆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说“我国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提出要“相信民主党派”，要同他们“亲如一家”。并竭力为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妄图颠复无产阶级专政打掩护，说什么“经过匈牙利事件，得到了免疫性，知识分子再搞个裴多菲俱乐部不可能了”。他还丧心病狂地影射、攻击毛主席是“保守党”，恶毒地污蔑“毛主席犯过斯大林肃反扩大化错误”。他还攻击毛主席划时代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的十五年，“没有好作品，创作界为教条主义所统治”。彭贼还煽阴风，点鬼火，鼓动右派“闹事”，“找毛主席请愿讲理”。真是恶毒之极!
4月4日，旧市委向中央写报告，公然同毛主席提出的“有反必肃”的方针唱反调，提出在公私合营企业中不开展肃反运动。
4月5日，彭真在人大、政协机关讲话，公然歪曲毛主席提出的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胡说“我们和民主党派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两个万岁”。
5月1日，首都人民庆祝五一劳动节。正值右派猖狂进攻、“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关头，彭贼在讲话中，却只字不提阶级斗争，大贩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货，说什么“国内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从革命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5月4日，旧市委向中央写报告，慌报传达和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情况，掩盖他们抵制和反对毛主席这一划时代光辉著作的罪行。这个报告还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过去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叫屈，公然提出要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课，提出要发展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入党，以消除他们的“对党不满”。
5月15—17日，旧市委召开大学党委书记会议，彭真两次到场讲话，散布了许多右派言论，鼓动右派进攻。他叫嚣说：“我们党不整风不得了，进城七年了，党员当了七年恶霸”，“官僚主义多，教条主义严重”，“党外人士有职无权”，“过去我们欠了一大堆账，这次狂风暴雨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5月24日，正是右派向党进攻最猖狂的时候，彭真在《关于怎样开展整风》的报告中，再次竭力抹煞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掩护和鼓动右派向党进攻。说什么“现在根本任务是领导六亿人民向自然界作斗争”。胡说什么我们党对民主人士的态度“不正确”，以致于造成“深沟高垒”，“党员有特权，非党员有职无权”。彭贼还诬蔑我们党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简单粗暴”，“对潘光旦(大右派)就过分了”。他公开为右派的猖狂进攻叫好，大喊“攻得对”，“异常迅速地揭露了矛盾”，“运动很健康”，“不管立场如何，话触动了我们的缺点、错误”。称赞“黄绍竑(大右派)发言总是好的，我们常常是些八股”。
5月17日，北京××学院一些右派学生到旧市委请愿，彭真亲自出来接见，说：“××学院肃反成绩不是主要的，真理在你们手理”，为右派张目。右派分子恶毒地攻击党的人事制度，提出要公开档案，彭真即伙同罗瑞卿指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硕“研究”，准备公开档案。旧《北京日报》公然提出“人事部门应为整风重点”，配合右派进攻。彭真还说：“我们就是有意识地主动制造小匈牙利事件”。
5月，大叛徒邓拓(当时窃踞《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化名卜无忌抛出了一篇《废弃庸人政治》的大毒草，大骂我们党是“庸医司性命”，“要害死人”的。攻击我们的政治工作、人事工作是“庸人自扰”，“大部分是不必要的”。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官僚机构，要彻底反掉”。他还要我们党在右派进攻面前“放手、放手、再放手”。邓拓还同极右派林希翎关系密切，亲自召见密谈，完全赞同这个极右分子的观点。铁的事实证明邓拓是个漏网的大右派。
6月7日，在旧市委一次会议上，彭真这个大右派，跳出来大反斯大林，影射毛主席，他说：“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人是没有的”。“斯大林自以为永远正确，绝对正确，结果被‘二十大’一巴掌打得灰溜溜的，全世界许多地方都把斯大林的像片摘下来，甚至撕毁了……。可见，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在另一次会上，彭贼还诬蔑党对戏曲艺术的领导是“乱加干涉”，“为非作歹”。旧《北京日报》，在此期间利用新闻报导、杂文、漫画等，极力配合、鼓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充当了右派的喉舌。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斗争的号角。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北京市广大革命群众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慌忙藏起它的右派真面目，表面装成反右“英雄”，实际千方百计包庇右派。在彭贼得知开始反击右派的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大右派邓拓通风报信，包庇邓拓过关。
7月，在革命群众、革命师生刚刚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时，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接连发出关于防止“简单粗暴”、防止错误地斗争“中间分子”、防止“自杀”等六个“通知”或“通报”，对革命群众横加指责，肆意诬蔑。甚至把革命群众“用大喇叭点右派分子的名，要他们交代”也列为“简单粗暴”，“违背政策”。当个别花冈岩脑袋的右派以“自杀”威胁党时，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诬蔑这是革命群众不坚持“实事求是地揭发事实和说理斗争的原则”造成的。
7月，彭真亲自将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付鹰(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划为“中右的标兵”，让各单位都按照这个标准划分右派和中右的界线，保护了一批资产阶级右派教授。事后彭真十分得意，恬不知耻地吹嘘说：“立了付鹰这个标兵，使反右派斗争没有扩大化，保护了一些人。”中央明确指示，右派分子有多少，不限定百分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三号头子郑天翔却在审批市设计院的右派分子时，勒令不许再划了，说：“即使够右派条件也不能再划了，如果继续划下去，就没有人做工作了，”把一些右派分子保护过关。反右期间，浙江省委、省人委送给旧市委一份材料，揭发吴晗在杭州借酒装疯，辱骂党和社会主义，彭真看后不作处理，把吴晗包庇下来，并吹捧吴晗“经过民主革命和反右派斗争的考验”，“最听党的话，是坚决的左派”。
彭真在家中召集刘仁、郑天翔、杨述、项子明、范瑾等人开会，包庇廖沫沙和韦君宜(杨述的老婆，当时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廖沫沙在《新观察》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杂文，彭真借口“看人要看一个长时期，要全面看，不要从一篇文章看”，保廖过关。对韦君宜的反党罪行，彭真胡说韦“平时和党的关系是好的，就不划右派了”。彭贼还包庇大右派黄绍竑，说什么“对他多做一点开导工作”，“治病救人给以出路”，又给大右派章伯钧壮胆，安慰章说：“不要怕，要心里有数”。北京法院院长王裴然在整风反右期间，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被划为右派，彭真对王非常关怀，亲自提议将王安排为北京图书馆馆员，不久升为付馆长。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刘仁还派亲信储传亨(储安平的侄子)去探望大右派储安平以示关怀。
9月24日，彭真作报告大肆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目前主要矛盾是由落后农业国变成先进工业国的矛盾。”在另一次报告中又说：“今后主要的是向自然作斗争”。并又一次宣扬要把北京市搞成“水晶石”“玻璃板”的谬论。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刮浮夸风，大压高指标，抵制和破坏大跃进。并竭力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疯狂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彭真亲自炮制了反革命黑纲领《前线》发刊词，猖狂向党进攻。
1月，彭真得知中央准备大抓商业工作，密令他的黑干将、旧北京市副市长程宏毅等人炮制天桥商场假典型。彭贼说：“这个点搞好了，也就突出北京了”。天桥商场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控制下，拼命抵制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推销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的“一切为了赚钱”的黑货，大搞“钞票挂帅”，反对突出政治，是商业战线上复辟资本主义的一面黑旗。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却在报刊上大吹特吹。并盗用中央名义，将旧市委关于天桥商场的报告，批转全国各地。
1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采用卑劣的手段向空军伸手。原空军一负责人×××奸污了师大女附中一位青年教师，迫使这位女教师投北海自杀(未遂)。事情揭发后，×××深夜到彭真家求救。彭真为了抓住×××的辫子，伸手空军，就替他严格保密，三次将刘仁、项子明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找去，密商对策。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竟恶毒地授意师大女附中党支部书记把这个女教师开除公职，由公安局拘押起来，派专人看管监视。以后又送到邯郸软禁起来。
2月，彭真公然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唱反调，再次抛出“玻璃板，水晶石”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把首都各种犯罪分子都搞得干干净净，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的透明”。旧市委政法部部长刘涌、副部长张锋等立即吹捧说这是“政法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伟大的创举”，制定了实现“玻璃板，水晶石”的规划，在全市推行。接着罗瑞卿同样的黑货“十无”出笼，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就又大搞“十无”运动。同时，他们还鼓吹基层政权消亡论，取消和削弱专政机构，把全市的派出所和民警砍掉一半。
2月19日，彭贼提出给一部分资本家“摘掉帽子”，“吸收入工会”。刘仁、崔月犁就制造了一股资本家“自动”放弃定息之风，阴谋以此给资本家摘帽子。毛主席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
3月2日，彭贼在白纸坊的一次讲话中，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地恶毒诬蔑和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旧社会领导关系也是这样，不管皇帝荒唐到什么程度，就得叫‘圣上’，不能叫‘混蛋上’，皇帝讲话都是‘金口玉言’，从来不错，不能反驳”。又说：“古来的好皇帝，表面上也还装成从谏如流的样子，坏皇帝就拒谏；圣人还闻过则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大讲批评与自我批评哩。”这个反动透顶的混蛋，竟敢如此疯狂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十足地暴露了他阴谋篡党、篡国的狼子野心。
彭真在另一次讲话中，还猖狂地反对在文章、文件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扬言他自己“很少引用毛主席的原话”。并猖狂攻击毛主席“也有错误”，公然煽动反对毛主席，说什么“离开谁都行，马克思死了，革命在发展，列宁死了，革命也在发展，‘一二·九’时期，我们没有中央领导，不也搞成功了。”完全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一二·九”运动正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由柯庆施同志亲自领导的。
另一方面，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却大肆吹捧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把这个老牌机会主义分子打扮成“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一九三六年才到北方局，彭真却吹捧说，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是刘少奇亲自领导的。为了给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一九五八年指使李琪(旧市委宣传部长)伙同大叛徒胡锡奎(原人大党委书记、副校长)编写《北京地下党史》，指使大叛徒杨述出面组织人马编写《一二·九运动史》。
3月，邓小平把他的亲信万里推荐给旧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兼常务副市长。万里是邓小平的死党，一九四八年邓小平当西南局书记，万里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一九五二年邓小平调到中央，万里在年底也调到中央城建部当副部长，一九五五年又提为部长。
3月22日，旧市委在白纸坊礼堂，召开干部会议，彭贼在会上再次大肆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说：“地主、富农、黄世仁，已经变了，好多变成合作社社员了，……地主都没有了”，“镇反、肃反有经验，但反革命已经肃清，剩下的零碎的用不着那么搞了”，扬言要把无产阶级专政“送到博物馆去”。
3月26日，在旧市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彭贼鼓吹阶级调和，胡说：“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合作，……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又说：“资本家管理企业有经验，过去用在剥削上，今后可以用在建设社会主义上来。”与此同时，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还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为实行反革命政变积极进行组织准备。彭真不顾清华大学多数党员的反对，硬让蒋南翔把一些资产阶级教授拉入党内。
4月，旧市委召开全市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彭真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问题和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大肆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说：“这次(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可以说是最尖锐、最激烈的一次，以后的波浪会一浪比一浪低，最后发动不起来了。所以可以说，去年这一年斗争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我们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这是猖狂地与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关于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的论断相对抗。彭真在报告中，对右派分子爱护备至，说：“对右派要‘治病救人’，‘与人为善’，要‘一看二帮’，不要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要当成病人，就像大夫、护士治病人一样来帮助，用高度的耐心。”
4月，彭真得知邓小平一心想搞一个“高干俱乐部”，立即让刘仁、万里在北海公园附近，大兴土木，建立了他们的安乐窝。这个裴多菲俱乐部建成后，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薄一波、安子文、刘仁、万里、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经常在这里吃喝玩乐，密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
3月—6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实现篡党篡军篡政的罪恶目的，公然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工业战略布局，争项目，争投资，发展它的独立王国。彭贼纠集刘仁、郑天翔、贾庭三等开会，密谋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施展各种手法抢工业项目。彭贼在会上，气势汹汹地说：“……石钢的扩建，就误了两年，就是因为过去头上有紧箍咒和盖子，说什么京汉线以西!其实北京正垮在京汉线路上嘛!第二个五年计划再不发展就没有意思了。”又说：“北京工业在技术上要搞成最先进的”。会后，郑天翔、贾庭三等纷纷四出活动，拉工业项目，写工业发展纲要。刘仁、郑天翔还把他们的“规划”亲自送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并找薄密谈，要中央各部在北京新建大厂。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还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土洋并举、勤俭建国的方针，叫嚷什么：“建设标准要高就高，要低就低，不要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够不着”，“不要见什么厂子都要，将来有了好厂子没有地方放了。”在彭贼的授意下，北京工厂完全是贯彻了要洋不要土，要高不要低的建设方针。六月二十六日，旧市委制定的“苦战三年，大干五年，把首都建设成现代化工业基地”的工业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建设冶金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化学工业、航空工业等十个工业体系，新建扩建二百多个工业项目，总投资二十五亿多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一倍多。并采取先下手为强、“造成既成事实”的手段，大批动工兴建工业项目。郑天翔传达彭贼的黑指示说：“重大的工厂，今年必须开工，如果不马上站住阵脚，就会飞了。”
6—7月，旧《北京日报》组织讨论“共产党员要不要有远大理想?”刘少奇亲自到旧《北京日报》讲话，公然同毛主席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号召对抗，竭力宣扬反动的“驯服工具”论，并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也是工具”，含沙射影地污蔑毛主席“把党当成汽车，想爬到党的身上驾驭党”。旧《北京日报》根据刘少奇的讲话，整理出一篇题为《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的社论，经彭真审阅，刘少奇亲自修改定稿，于七月二十九日发表。并由旧《北京出版社》出版，印发三百五十万册，流毒全国。这篇毒草出笼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立即组织北京市干部和党员学习。
7月初，刘少奇把黑手伸进石景山钢铁厂。他以“视察”为名，大肆放毒，宣扬铁托的“企业自治”，鼓吹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还对石钢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讲什么“毛主席不当你们的家，周总理不当你们的家，就让你们自己当家，搞独立王国”。旧市委把刘少奇的黑话奉为圣旨，郑天翔多次亲自到石钢检查对刘修指示的贯彻情况。
在刘少奇、彭真的指使下，旧市委还在基层政权建设上，炮制了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试点，——石景山办事处，妄想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7月16日，彭真在全国统战四级干部会议上，大肆鼓吹阶级合作，提出对资产阶级要“松一松”的方针，说什么“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对民主人士，就是那么尽斗下去，那有什么好处呢?……不要总是斗下去了，不要总是把弦绷得那么紧，应该让弦松一松，让大家的精神也松一松”。这个会议一结束，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就大肆推销“松一松”的黑货。崔月犁叫嚷要“大张旗鼓的宣传”，要“抓紧督促检查，传达到每一个党员”。“统战部可以搞一搞松的这一面”，“要做些工作使阶级关系趋向缓和”。廖沫沙叫嚷“不要再对资产阶级批判了”，“再批判他们有反感，同时也疲了”。
8月，在双反运动中,农大、北医、石油学院等校，响应毛主席插红旗、拔白旗、辨风向的伟大号召，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对一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横加指责，说“石油学院批判六教授混淆了敌我”，“医学科学院批判的面搞的过宽了”。更恶毒地是，他们明知插红旗、拔白旗的号召是毛主席提出的，但他们却追查拔白旗的根子，猖狂到何等地步。
8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支持下，把在《人民日报》工作中犯下严重罪行，受到毛主席批评，被罢了官的大叛徒、大右派邓拓拉进旧北京市委，任文教书记。邓拓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向敌人投降，出卖了同志，国民党“反省院”给他的评语是“态度老实，思想清楚，对本院贡献尤多，足见诚意反省”。这些都有确凿的人证物证，但在刘、邓、彭的包庇下,竟不给邓拓做结论。刘少奇说：“邓拓对敌人忠实，对党也忠实”。邓小平指示说“中央(指刘、邓黑司令部)知道邓拓的情况，不必给邓拓做结论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邓拓恶毒地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又是刘、邓、彭包庇过了关。邓拓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怀着刻骨仇恨，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急先锋，他曾直言不讳地胡说：“在北京要跟毛泽东思想，首先就得跟彭真思想”。邓一到旧市委，就立即着手筹办反党黑刊物《前线》。
8月，旧市委在天坛公园接连召开工业、建筑、农林方面的全市性干部大会，大刮浮夸风。在农业干部大会上，彭真提出不要一、二、三(不要亩产一千、二千、三千斤)，要四、五、六(要亩产四千、五千、六千斤)，土地一律深翻三尺。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瞎指挥下，许多地方集中力量搞深翻地，使很多粮食棉花烂在地里没有收回。在工业干部大会上，彭真提出放“卫星”、产值翻番的口号，使企业只顾追求产值，一九五八年的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一倍多，但质量大大下降。铁的事实证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大刮浮夸风，大压高指标，故意破坏大跃进的罪魁祸首。
9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农业上继续大刮浮夸风。通县永乐店公社将几十亩水稻移植在一亩里，制造了亩产三万多斤的假卫星，刘仁专门跑去肯定了这个假卫星，同时刘仁还示意旧《北京日报》大登西红柿、大白菜的假卫星。刘仁还指使项子明为他在高碑店搞了一个小麦假试验田，订的指标是亩产十六万斤，用两连公安总队的战士，给他深翻三尺，下种两千五百斤，施用消防车人工降雨，刘贼坐着小汽车巡视，要什么有什么，结果亩产只几百斤。
在此期间，通县县委在宋庄公社搞了一个集体化的居民点，强迫许多农民搬家，刘仁也加以吹嘘，动员人去参观。
10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炮制了一个《北京市教育规划(草案）》。这个规划，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挂帅，不提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却一味强调“不断提高教学的质量”，宣扬“业务第一”，反对教学改革。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中学对一些批评“五·四”决定的中学领导干部，进行打击迫害。刘仁曾气势汹汹地说：“反对市委决定，就是反党问题，应该批判。”于是，抽调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鹏、廖沫沙、孙国梁三人组成小组，在大会小会上围攻提批评意见的干部，给他们扣上反党的帽子，有的甚至被处分、降职降薪、撤职下放劳动。
一九五八年，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还大办修正主义的干部子女学校，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相对抗。在一九五二年，毛主席就英明地指出：不要专为干部子女办学校，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一九五八年，刘少奇到宣武区“视察”时，吹捧“寄宿制是共产主义的方向”。同年，吴晗参观育英小学时，也叫嚷：“要是全北京市的小学都像育英小学一样，那就到了共产主义了”。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办干部子女学校。这一年，北京市又增加了育强小学、右安门小学等三所干部子女学校。
11月6日—9日，旧市委召开书记处会讨论彭真准备写的《前线》发刊词的内容。会上彭贼大肆攻击大跃进“浮夸”，“以感情代替政策”，“灵机一动就定了，没有底”，“把五分成绩讲成十分的，总要栽跟头”，“好比一个人粉擦多了，就成了舞台上的曹操了”。本来是他带领人去徐水参观，并大捧徐水的，这次却反过来攻击说：“首都不是徐水，不能跟着徐水跑，当氢气球，按空气办事。”
11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喉舌黑《前线》杂志创刊，由大叛徒大右派邓拓担任总编辑，彭贼亲自写了发刊词。这个臭名昭著的《前线》发刊词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妄图实现篡党篡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它含沙射影、丧心病狂地攻击污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妄自尊大”，“俨然以世界主宰自居”，“好像是深谋熟算指挥若地的孔明”，它不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不提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不提党的总路线，却疯狂地鼓吹“不能象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跟着空气办事”，“要去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方向和前途，……形成科学的政治预见，用来指导自己和群众的实践”，这是明目张胆反对听毛主席的话，煽动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要把北京变成独立王国，以实现篡党篡国的野心。这个反革命纲领，还否定阶级斗争，把斗争的锋芒引向所谓“中庸主义”，“中游主义”，以掩盖政治思想领域的严重的阶级斗争，为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大造反革命舆论。这个反革命纲领，还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胡说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单凭主观的热情，盲目蛮干”，“是凭灵机一动的‘本能’办事”，“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等等，甚至攻击大跃进是“豪迈的空话”。这个黑纲领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动员令。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一面极力抵制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及“党内通信”中提出的重要指示，大刮共产风，大压高指标；一面疯狂攻击三面红旗，配合国内外的牛鬼蛇神，猖狂向党进攻。大量事实表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一小撮漏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年初，旧市委为了把北京建成一个独立王国，实现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在城市建设中继续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反对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实行高标准主义，极力扩大三大差别。中央对此提出了批评。
旧市委主管城建工作的书记郑天翔极为不满，公然在旧市委常委会上疯狂叫嚣：“北京就是要搞大城市主义，你说我是大城市主义，我还说你是小城市主义呢！”并派出了北京市建筑师代表团在莫斯科搜集资料，妄图把北京建成修正主义的大城市——第二个莫斯科。当年又提出了要“把北京建成一个庄严、美丽的现代化城市”的口号，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主张在市区拆除百分之四十民房，腾出实地，大搞园林绿化，供人游玩。
旧市委为了扩大独立王国，一心想向东南发展。郑天翔听说满清时有一张“京兆图”，地域最大，就组织人马查找这份资料，为吞并邻区寻找历史根据。
2月，春节时，大白菜供应不足，每人每天只供应二两。对此，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旧北京市委，大意是说，共产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吃菜问题)，难道要蒋介石来解决？旧市委对毛主席的批评阳奉阴违，对解决吃菜问题，不去调查研究，不发动群众加以解决，却荒谬地认为集体所有制的产品靠不住，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品才可以随便调拨，因此，提出要大办场、社(国营农场和集体所有制的公社)合一的全民所有制公社，公然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相对抗。
3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提出人民公社要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项重要政策。
3月8日—17日，旧市委召开农村五级干部会议，传达第二次郑州会议决议。会上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公然违抗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提出的实行“等价交换”，纠正“一平二调”的指示精神，擅自宣布“一平二调”的老账一律不算了。他们胡说什么“有许多老账也算不清了。过去纠缠于算老账，强调谁吃亏谁沾光，反而伤和气，影响生产”。还说什么“当前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算老账”。
3月30日，毛主席在对山西省委的一个报告的批注中，明确地指出“一平二调”的账要算，说“算账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仍然阳奉阴违，拒不执行。彭真在四月九日对郊区人民公社小队长以上干部讲话中，竟然丧心病狂、含沙射影地恶毒污蔑和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胡说“有些人当皇帝惯了，限人家这样、那样，自己又没经验，事情就办坏了。……乱下命令，这不是共产党作风，是国民党作风，谁有这样作风，你就给他顶回去。”
4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即上海会议)。会上毛主席又一次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平调”账一定要彻底地算，不算就要一害干部，二学不会管理经济工作。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经验，谁也不行”，“中央也是一样”。暴露了彭真文过饰非、两面三刀的丑恶嘴脸。大叛徒邓拓竟公然攻击毛主席提出的“价值法则是个伟大的学校”的指示，胡说：“光讲是个学校，不讲什么是价值法则，不能理解。”
4月29日，毛主席发出给各级干部的一封信(即党内通信)，对农业包产问题、讲真话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再一次强调订计划要留有余地。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却一贯同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唱反调，不但年初大压高指标，就是在上海会议和《党内通信》下达后，仍然抗拒主席指示，继续压高指标。北京市原订计划工业总产值×××亿元，国家计划落实为×××亿元，而旧市委坚持不降，仍按×××亿元去安排。郊区粮食指标却定为×××亿斤(比1957年实际完成指标高一倍，当年实际才完成××亿斤)。从四月至七月旧市委连续召开了冶金、煤炭、纺织、化工、轻工、物资六个行业五级干部会，彭真、刘仁、郑天翔等都在会上大压高指标。
本年，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一九五八年文化战线上的大跃进大肆进行攻击，旧市委主管文化工作的黑书记陈克寒叫嚷：“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对为政治服务理解得太机械、太狭隘了。”鼓吹“间接配合”、“无害作品”，否定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胡说什么“文化为政治、生产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近的，有远的。能直接配合政治固然很好，间接配合也是需要的”。“不能把人民的精神生活看得太简单了”。“百花齐放就是古今中外，统筹安排”。他还大肆攻击一九五八年北京市的戏曲剧团在大跃进形势下排演一批现代戏的革命行动，说：“京剧等古老剧种应以上演传统、历史剧目为主，现代戏只是尝试。”
2月—5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教育战线上，也疯狂地攻击一九五八年的教育大革命，大刮阴风，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大造舆论。
年初，在大学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彭真为资产阶级教授翻案，攻击青年学生和教师在大跃进中编写的教材“站不住脚”，要把这些教材都交给资产阶级老教授去审查，让他们挑“毛病”。彭贼在会上还公然反对政治挂帅，歪曲说“政治挂帅不能挂空，要挂在业务和技术上，没有业务和技术，帅也没有了。”在五月的市委全会上，彭贼又叫嚷：“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上斗了这么久了，也要冷一下。”
邓拓、张文松也接连开会，叫嚷说：“教育的根本问题是让学生稳定地读好书，教师稳定地教好书”，“中小学不提教学改革”，“半工半读是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之后的事情。”张文松狂妄地说：“提高的问题，主要是抓教育质量，抓教师，抓教材，抓全面安排，抓知识分子政策”等等，根本不提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宋硕、杨述等也趁机在高等学校大刮全面否定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的黑风，污蔑许多课程“改乱了”，是“瞎指挥”，叫嚣要砍掉总支领导教学的权利，重新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专家，建立所谓“正常”的“教学秩序”，“把主要的领导力量转向教学工作”。
同时，旧市委还发出通知，严格控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和体力劳动。他们指使旧市委大学部炮制一系列黑文件，在教育战线上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育，大肆宣扬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继续贩卖旧市委《五四决定》的黑货。
5月18—22日，旧市委召开全体会议，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全面地攻击三面红旗。在他们的高指标碰壁、生产下降的时候，又大别右倾机会主义的阴风，气焰十分嚣张。
彭贼在会上大肆攻击说：“去年大跃进，有人怀疑是真的还是假的”，“工业，没有质量，要数量干什么?生产的钢不是钢，铁不是铁，要它干什么？”诬蔑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是虚报浮夸的跃进”。并狂妄叫嚣：“这样的大跃进需要休息一下！”凶相毕露地下令北京市“要放慢步子。”并且大肆贩卖他的《前线》发刊词黑货，鼓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摆脱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他说：“千变万变，有一个作风不要变，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北京多数同志基本上按这个作风办事的。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有些人是属风筝的，风筝还有一根线，虽然不会随风飘到章、罗那里去，但是作风不好，失去了线，就会变成氢气球，没有根，随风飘，在半空中摇摇摆摆。”
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二号头目刘仁也大肆攻击党中央、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他不止一次地诬蔑毛主席的话“常常难于捉摸”，他攻击大炼钢铁运动“是砸锅炼钢”，“是头脑发热”。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三号头目郑天翔则通过市委的两个“报告”，攻击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是“一轰而起，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不深入不细致”，攻击加强党的领导是“干涉生产，包揽事务”。攻击大跃进中工业基本建设的总体规划没有“事先研究”，就“急于上马”，是“缺这搞这，缺那搞那，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越搞越大，越搞越乱”。污蔑穷干苦干、因陋就简、勤俭建国的方针是“片面领会土洋结合”，结果“把现代化的大工厂搞成个四不象”。
这次会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疯狂向党进攻的黑会。
6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密谋组织的“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抛出了疯狂攻击三面红旗的所谓“调查报告”向党进攻。年初，在派出“调查组”时，刘仁与“调查组”的头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邹鲁风促膝密谈，订立“互不划右派”的同盟。邹领了黑旨，率领一百六十多人的庞大队伍分赴河南信阳、鲁山、河北藁城等地，以“调查”为名，大肆收集所谓的“阴暗面”，来攻击和诋毁新生的人民公社，攻击三西红旗。他们用最恶毒的语言，疯狂攻击人民公社，胡说什么“建立人民公社是超越了群众的觉悟水平，不是群众的要求，而是干部轰起来的”，指责“党的政策违反了经济规律，公社超越了生产力水平”，公社化运动是“人为地消灭差别”，“庸俗化了共产主义”，“葬送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这样搞下去“有出现匈牙利事件的可能”。他们还颠倒黑白地攻击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生产大破坏，再搞下去有亡国危险”。他们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什么“正因为党中央、毛主席威信高，做错了事影响才更坏”。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调查组”搜集的这些反党“材料”十分赞赏和满意。刘仁在看了这些“材料”之后就去参加庐山会议。
与此同时，彭真还和安子文密谋策划，让安子文组织人马，跑遍全国二十个省区，搜集反党的“尖端材料”，精心炮制，拼凑一个《关于一部分公社党委领导方法和干部作风方面的情况简报》，在庐山会议期间，彭真盗用党中央名义抛了出来，同彭德怀的反党黑纲领相呼应。
在庐山会议之前，彭真还借“视察”之机，攻击大跃进，说“这个大跃进，确实是大跃进，出了许多笑话，多得很，说不定编几百万字的《笑林广记》都可以。”可见，彭真、刘仁等和彭德怀都是一丘之貉。
6月16日，庐山会议前夕，吴晗看准时机，在《人民日报》上抛出了《海瑞骂皇帝》。这是恶毒地攻击党，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大毒草。
8月2日—16日，党中央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给疯狂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以致命打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阴谋被粉碎之后，富于反革命经验的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一感气候变化，立刻摇身一变，装成反右倾的“英雄”。参加全会的刘仁同在家坐镇的郑天翔每天通电话，密谋对策。他们布置项子明积极搜集有关下边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论活动的材料，特别是要把“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的材料在庐山会议公报发表之前，在旧市委内部刊物上登了出来，以便用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办法保住自己。郑天翔也谋划在《人民日报》发表反右倾的社论之前，《北京日报》抢先发表社论。刘仁这个狡猾的狐狸怕这样会暴露自己，才没有同意。
8月25日—9月3日，旧市委召开市委全会(扩大)，传达八中全会决议。
会上，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采取以攻为守、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阴谋手法，极力掩盖他们反党、反毛主席、反三面红旗的罪恶活动，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顶住了右倾逆流”。旧市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竟瞒天过海，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一致认为市委执行党的总路线是坚决的，在这次大风大浪中是站住脚的，对右倾歪风是顶住了的”。同时，在这次会上，刘仁亲自出马，未经任何揭发批判，就以异乎寻常的手段，点了“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名，并指使人大、北大两校党委把邹鲁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硬说“调查组”“背着两校党委，私自篡改调查工作方针”，从而把这次反党活动的责任全部推到“调查组”身上。
此后，彭真一再假借反右倾来贬低中央，抬高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胡说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出了几个，市委委员却一个也没有”。实际上旧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就是一小撮漏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9月17日，彭真在北京市第三届人代会上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恶毒攻击毛主席，说“毛主席在各党派会议上讲，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是说除圣人以外，都是有过的。毛主席说这句话也不对，圣人也有过嘛！”影射攻击毛主席也有“错误”。他还煽动说“有些人怀疑大跃进，当然你怀疑是可以的”。
9月21日，吴晗抛出另一株大毒草《论海瑞》。这是庐山会议之后，胡乔木亲自向吴晗透露：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自称过海瑞，授意吴晗写成的。
10月，彭真与邓小平、吴冷西、陆定一、胡乔木串通一气，盗用中央名义，命令全国报纸同时刊登刘少奇的照片，要求和毛主席的照片同样大小，以突出刘少奇。彭真还明目张胆地为刘少奇篡党篡国制造舆论，胡说什么“毛主席年岁大了，今后要专搞理论工作，党和国家的大事要由刘少奇管。”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还利用庆祝国庆十周年的机会，精心炮制了歌颂刘少奇、彭真的毒草影片《青春之歌》，为他们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大造舆论准备。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上半年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大压高指标，破坏大跃进；下半年则乘我国经济上遇到暂时困难之机，急刹车，散布悲观情绪，宣扬活命哲学，鼓动右派进攻。10月，林彪同志发出了“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伟大号召，全国开展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伟大群众运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极力抵制和破坏。
1月，旧市委召开工业会议，提出北京市工业生产建设向高、大、精、尖发展的方针，一味贪大求洋，对抗毛主席关于沿海地区与内地工业合理布局的指示和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方针。会上还压高指标，要求一九六○年全市工业产值完成××亿元，比一九五九年增长36％。二月，又提出“一厂变几厂，产量翻番，人员减半”的口号，进一步压高指标，提出工业总产值二本账为×××亿元，三本账为×××亿元。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给“独立王国”捞取政治资本，又一次刮起了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的黑风。
3月29日，旧市委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的几项规定》，抗拒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指示，制定了许多清规戒律，阻挠、限制干部下放锻炼，竟规定高等学校副教授以上和科学研究机构副研究员以上的非党高级知识分子、归国的非党华侨、留学生和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人员，例如舞蹈、武功、杂技、歌唱、戏曲演员，音乐演奏人员，以及专业运动员等等，都不参加每年一个月的体力劳动。
3月，旧市委召开农村五级干部会，违抗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指示，擅自决定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并队并社，扩大基本核算单位，把三人以上的队办企业都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再次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4月，旧市委召开农村六级干部会，在发展养猪事业上大搞高指标、瞎指挥，大刮“共产风”。强令由大队集体养猪，要办万头猪场。结果引起许多地方从生产队和社员户平调猪只，平调劳动力，平调砖瓦木料，甚至把生产队和社员户猪圈拆掉去盖大队的猪场，大大打击了广大社员养猪的积极性，破坏了养猪事业。
3月—5月，旧市委在技术革命运动中大搞政治投机，大刮“瞎指挥风”和“命令风”。刘仁、郑天翔、贾庭三等四处奔走，寻找“尖端”，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强令“一定要拿出成绩，拿不出，拼命也得拼出来”，说“不逼，不上梁山”。并且，不待试验和科学鉴定，就下令连夜推广，甚至要求一夜导电切削化，要求一夜搞十多万超声波喷头，强迫必须在五一节前实现超声波化、管道化、煤气化、食堂机械化等所谓“十化”。由于超声波、导电切削未经试验，技术没有过关，根本不能用，结果造成巨大损失。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却向中央假报“成绩”，捞取政治资本。
5月5日，旧市委召开工交系统五级干部会，再一次瞎指挥，压高指标，提出一九六○年工业总产值要比一九五九年翻一番，城乡公社工业产值由×亿元增加为××亿元，增加九倍。并且提出“全市翻番要建立在各厂翻番的基础上”，这就造成了片面追求产值，忽视质量品种，设备失修，事故频繁，甚至弄虚作假，搞了大批根本不能用的半成品，变质报废，造成生产力和物资的破坏。
6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抗中央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指示，指使石钢建设一个大型轧钢厂，私自招收外省市盲目流入北京的农民一千多人。
6月，彭真窃踞党的代表团团长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会上，赫鲁晓夫对我党发动突然袭击。由于毛主席多次及时的电报指示，和康生同志的努力，打垮了以赫秃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对我们的围攻，取得了很大胜利。彭真在会上完全是一付投降主义面孔。在宴会祝酒时，赫秃指桑骂槐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攻击康生同志，彭真故意不作反击。会议期间彭贼同赫秃勾搭拥抱，还恬不知耻地说：“吵架是吵架，吵完还得拥抱。”
彭真从布加勒斯特回来以后，到处作报告，不提毛主席和党中央对这次会议的正确领导，却突出个人，自我吹嘘，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大捞政治资本。
8月20日，旧市委召开大学应届毕业生大会。彭真在会上作报告，大肆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抹杀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掩护，胡说什么“是做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在大多数人都已经解决了”。他还向学生灌输“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谬论，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刘少奇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的黑货，毒害青年。
9月初，旧市委召开工作会议，抗拒中央北戴河会议关于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压缩城市人口，支援农业的决定。会上，不讨论压缩北京市所属单位的人员，却企图扭转目标，挤掉中央一些所属单位。郑天翔专门派人搜集材料，把中央各部所属企业、事业、学校和职工、学生人数列了统计表，在会上印发。并且策划哪些单位不应设在北京，可以搬走，起草一个向中央的报告。后来做贼心虚，未敢上报，就采取化整为零，分类列表，陆续在旧市委内部“简报”上登载，妄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10月1日，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盼望已久的、光辉灿烂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号召全军“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在林彪同志的号召下，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一个空前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毛选四卷的出版怕的要死，恨的要命，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恶毒诬蔑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处处都以毛泽东思想作招牌”，“不求实效”。
彭真极力贬低、诬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什么都是毛泽东思想，写了一篇文章都是毛泽东思想，到处贴标签，容易庸俗，不要名‘浮’其实”。他公然同林彪同志唱反调，胡说什么“我们不要宣传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高峰。是不是伟大，是不是高峰，不能自封”，“谁第一，让别人去说，作业还没有做完，还在写嘛！”他还丧心病狂地叫嚷：“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理论，应当讨论。”
刘仁对抗林彪同志提出的“抓四个第一，大学毛主席著作”的伟大号召，一再宣扬对青年要进行基本知识教育，社会发展史的教育。
郑天翔立即指挥张大中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挑毛病，找岔子，进行打击。他还趁国民经济发生暂时困难之机，宣扬活命哲学，鼓吹“保存热量要紧”，“不要搞什么学习”，妄图把这次学习高潮镇压下去。
邓拓学着赫鲁晓夫的腔调，叫嚷“什么问题都到毛主席著作中去找答案，这是教条主义”。他把毛泽东思想贬低为仅仅“有些是马克思未讲过的”。
11月初，彭真跟随刘少奇、邓小平到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刘、邓、彭大搞投降主义活动，吹捧臭名昭著的苏共二十大，宣扬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在宴会上，刘、邓、彭肉麻地喊：“赫鲁晓夫万岁”。在访问苏联各地时，又大肆吹捧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把国际活动中的投降主义发展到极可耻的地步。
11月28日，旧市委利用暂时经济困难，在教育战线上制定“九条”刹车措施，再一次大砍政治课，大砍劳动，大砍体育活动，和军事训练。张文松竟说这样“上课来，下课走，深得人心”，宣扬“一切以肚子为转移，一切以热量为转移”的活命哲学。
12月5日，旧市委乘我国遇到暂时经济困难之机，发出劳逸结合的紧急通知，大砍政治活动，大砍毛主席著作学习，大泄群众的革命志气。通知规定，“业余活动包括政治、文化和业务学习，……必须真正实行群众的自愿参加的原则，完全依照每个人自己的志愿决定是否参加，……领导上不得有任何强迫命令的表示。”并要求教育群众“把业余时间用在有意义的活动上……如家务劳动、在家看文学作品等”。企图磨灭职工群众的革命意志，实行“和平演变”。
下半年，正值我国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时，在邓小平的授意下，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专为刘、邓黑司令部一小撮混蛋在百货大楼开设了一个“服务部”(即“黑七号”)，设置了各种高级呢绒绸缎、名牌香烟、高级食品、名贵土特产，供这一小撮特权阶层享受。经常出入“黑七号”的有刘少奇的妖婆王光美、邓小平的妖婆卓琳、彭真的妖婆张洁清、陆定一的妖婆严慰冰，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罗瑞卿、刘仁、廖汉生、杨勇等。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大小头目也经常去享受这里的“特权”。他们买东西不拿票证，价格低廉，明赊暗拿，化公为私，盗窃了大量国家资财。
本年，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积极推行刘少奇鼓吹的牛鬼蛇神聚集的“神仙会”，鼓励资产阶级大肆向党猖狂进攻。参加者达数千人。旧市委统战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廖沫沙提出“三言”(畅所欲言、畅言无忌、言者无罪)、三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无禁忌)，还感不够，又提出什么“动员诱导”，要资本家摆“想不通，最别扭、最不痛快的问题”，表扬放毒最多的“积极分子”，引导资产阶级大肆放毒。
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积极鼓励和保护下，群魔乱舞，对党对社会主义极尽诬蔑、攻击、咒骂之能事。资产阶级公然叫嚷“今不如昔”，恶毒地辱骂党“背信弃义，心毒手狠，比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有过之无不及”。狂妄叫嚣：“等待黑暗过去，黎明到来”。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国内外牛鬼蛇神相配合，相呼应，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充当了刘邓黑司令部阴谋篡党、篡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等大毒草纷纷出笼，《工业十五条》、《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十条》等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相继炮制出来。经过一系列反革命的“农村调查”、“工业调查”、“文教调查”、“财贸调查”之后，策划了惊心动魄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
1月6日，郑天翔在各区县工业书记会议上，声嘶力竭地叫嚷：“这二、三年的经验”，旧纳起来，一曰“抓”，二曰“顶”，三曰“管”。“不管是什么口号、词句、方法，任你千言万语，……要顶住。”猖妄地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挑战，否定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抗拒毛主席提出的“鞍钢宪法”五项原则，妄图把社会主义企业复辟为资本主义企业。
1月10日，吴晗抛出大毒草《海瑞罢官》。这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旧文化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串通一气，精心炮制，经七次易稿，才出笼的。陈克寒秉承彭真旨意自始至终亲自抓《海瑞罢官》的创作，多次煞费苦心地给吴晗出谋献策。为突出“罢官”，他建议原名《海瑞》改为《海瑞罢官》。并指示：“《海瑞罢官》不要以退田为中心，要写除霸。”旧市委文化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戈也大叫“要帮助吴晗把《海瑞罢官》搞好”，“对我们有好处”。
《海瑞罢官》一出笼，立刻得到一伙牛鬼蛇神的怪声叫好，祝贺吴晗“破门而出”。彭真、刘仁、万里、陈克寒、李琪、高戈等亲自观看演出，倍加赞赏。
1月21日，廖沫沙在旧《北京晚报》上发表文章，摩拳擦撑地叫嚣“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开始大干”。
2月20日至25日，邓拓主持召开旧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他们叫嚷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解除顾虑，活跃学术讨论”，“坚决避免简单粗暴的作法”，“允许保留意见。”鼓动右派进攻，不准左派反击。
2月4日，邓拓、张文松等多次讲话，疯狂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鼓吹“今后要全力抓好教学，领导干部要亲临教学第一线，这是今后长期提高质量的关键”，“干部要学会领导教学，使学校里少一些政治空谈”。
3月19日，邓拓披挂上阵，在旧《北京晚报》上开始连续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黑话《燕山夜话》，到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夕“下马”，共抛出一百五十三篇。他以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旁敲侧击的手法，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射出密集的毒箭，恶毒地辱骂我们的党“狂热”，“发高烧”，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竭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们的反党“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肆无忌惮地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宣扬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他甚至狂妄地叫嚷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切听从他们的“指导”，由他们来专我们的政。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何等程度！
3月，旧市委奉刘邓黑司令部的圣旨，由郑天翔亲自坐阵，纠集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炮制出在工交战线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工业十五条》。
《工业十五条》极力抹杀工交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极其尖锐的斗争，抹杀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胡说“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对大跃进的经验总结不够”，“在工业交通企业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三个不纯(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一个混乱(管理混乱)”，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思想，改进作风，加强管理”。
《工业十五条》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胡说大跃进“偏重于轰轰烈烈的形式，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把企业搞“乱”了，生产搞“糟”了。它别有用心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篡改为彭真的“四个永远”(“永远鼓足干劲，永远力争上游，永远当促进派，永远用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工作”)，砍掉了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工业十五条》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胡说“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向高大精尖进军是目前严重的战斗任务”，并疯狂叫嚣：“突出品种质量的方针，一千年不变，一万年不变”，公开和毛主席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的伟大教导相对抗，大搞物质刺激，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妄图使社会主义企业“和平演变”。
《工业十五条》极力取消党的领导，复活“一长制”，强调厂长“对整个企业生产和经济活动全权负责”，叫嚷“党委不要动不动就扣帽子，说厂长不尊重党、反党”。
《工业十五条》极力反对大搞群众运动，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要赶快“刹车”，对抗毛主席提出的“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伟大教导。
4月，旧市委召开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全面贯彻《工业十五条》。
会后，企业中党的领导削弱了，群众运动无声无息，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偃旗息鼓，冷冷清清，一九五八年以来砍掉的旧规章制度又复活了，卡、管、约工人的制度越来越多。
5月，毛主席指示发表戚本禹同志《关于调查研究之调查》，尖锐地抨击了旧市委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蹲点中的官老爷作风。彭真、刘仁、郑天翔惊恐万状，马上召该厂党委书记吴文彬“核对事实”，又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污蔑戚本禹同志，把矛头指向毛主席。
4月—5月，广州会议上，毛主席批评邓小平“不调查研究”，邓怀恨在心，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纠集一起，赤膊上阵，率领大批人马，以进行“农村调查”为名，到顺义、怀柔、通县、丰台等地收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子弹”。在调查中，邓小平、彭真、刘仁等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胡思乱想”，“破坏了生产力”，是“按空气办事”，叫嚷“这样下去了不得”，要“亡党亡国”。甚至煽阴风，点鬼火，妄图推翻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彭真叫嚷要“发好研究”十二条及两年来中央“有关所有制的指示”，“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困难是从那儿来？不怨天，不尤人，各有各的账”，“挨了几年饿，必须追究责任”。他杀气腾腾地煽动说：“要发动鸣放”，“鸣放深透主要看群众敢不敢给中央提意见”。同时，却恬不知耻地自我吹嘘：“过去晋察冀三年就走上轨道，现在十几年也没上轨道，政策来回变怎么行？”篡党野心，昭然若揭。
这一伙混蛋疯狂反对三面红旗，叫嚣人民公社“一哄而起”，一大二公“不明确”，造成“生产下降”，“牲畜死亡”，“社员生产积极性低落”，“生活凄惨”，农民“想高级社”，想“难忘的一九五七年”，把我国社会主义农村丑化得“一塌糊涂”。
他们狂热地鼓吹“三自一包”，胡说公社化以后“个体积极性”有“必然性”、“历史性”，个体积极性“不会发展资本主义”，“社员自留地和集体竞争也不要批评，……种好自留地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如果集体搞不好，还误不了挨饿。”他们积极主张“山坡今后可以划分给社员点，社员有了东西，国家就有东西”，“把山划给社员点，叫社员种树，永远归个人所有”。极力推行“包产到组”，“包工到组”，鼓吹小组“越小越好”，“包工到组就能克服困难”。彭贼并在怀柔大力支持“包产到组”搞单干的试点，胡说：“群众要有点小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性格也不一样，五亿农民怎么能都搞成一样?”
他们竭力地反对政治挂帅，扬言发展生产力要用“经济的办法，不用政治的办法”，“重赏之下，才有勇夫”，通过经济手段，“像磁石一样”把社员“吸引过来”，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人口，人人感到有利，这才有积极性”，“哪一种办法更刺激劳动积极性，哪个制度就更优越”，“苍蝇哪里有臭味往那里飞，蚊子那里有血往哪里钻，这都是物质利益。”拼命推销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毒化广大贫下中农，为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这次反革命调查，实际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猖狂进攻的继续，是刘、邓、彭蓄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重要步骤。
在这次的反革命调查中，邓拓、廖沫沙、吴晗之流，秉承黑主子的旨意，专门搜集黑“素材”，大写反革命文章。四月，邓拓发表《堵塞不如开导》、《爱护劳动力的学说》，鼓吹“三自一包”，攻击三面红旗。彭贼在调查中攻击人民公社“一个劳动日的收入还不如一个母鸡下蛋”，六月，邓拓就抛出了《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七月，廖沫沙也抛出了大毒草《亲闻、亲见、亲知》。
6月29日至7月6日，旧市委召开工作会议。刘仁以检查总结三年工作为名，疯狂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他大放厥词，说大跃进期间“工作中没有很好地同群众商量，……而是由上往下贯，我说你服，硬性规定，非办不可，这就不能不发生许多问题，引起群众不满”，不少事情“只凭主观热情”，“主观想像”，“一哄而起，追求形式，不求实效”，结果“不但农村中的问题成了堆，就是城市中工业、商业、交通、建筑、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也很多”。他极力否认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叫喊“要注意区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是什么都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提倡自由论讨，不要轻率做结论”，“不能随便进行重点批判、斗争。”他闭口不谈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却要求各级干部学习刘少奇的《论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以此为纲，去“检查工作，总结经验”。
7月18日—22日，旧市委召开工业交通工作会议，郑天翔作总结报告，攻击八届九中全会毛主席提出的农轻重方针，说：“好像有这种舆论，重工业可以不重了”，叫嚷：“不能把重工业下放劳动”。并再次鼓吹生产即一切的修正主义谬论，说：“我们这一行就是搞生产。我们的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7月，正当反动的资产阶级利用我国暂时经济困难，大刮黑暗风的时候，彭真在市人委、政协常委联席会上，大肆美化资本家，说资产阶级与我们“同心同德”，“同舟共济”，“三年困难时期，资本家表现不错，并没有什么人向党猖狂进攻”。甚至胡说：“中国资本家比美国工人还进步。”
7月，邓拓在北海庆霄楼召集旧北京市委控制下的各报刊主要负责人，举行所谓“神仙会”。会上，他们打着贯彻“二百”方针的幌子，恶毒攻击党对文艺工作和宣传工作的领导，把约稿、审稿制度污蔑为对作家实行“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会议抛出四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办报黑纲领：“广开路子，精耕细作，广交朋友，勤学苦练”……。会后，各报刊为推行这个黑纲领，纷纷制定编辑工作的“改进方案”。
8月，在刘、邓黑司令部主持下，周扬、林默涵起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纲领《文艺十条》印发全国。旧市委积极贯彻执行。戏剧午台上毒草丛生，被牛鬼蛇神誉为“鲜艳的红梅”的鬼戏《李慧娘》出笼。旧《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大肆吹捧和宣扬，一个月内发表几篇文章，为之喝采，廖沫沙抛出大毒草《有鬼无害论》，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8月，张文松调集大批干部到畅观楼，炮制《对城市中小学教育的几点意见》，继续攻击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扬言“今后应该贯彻‘先立后破’的原则”，鼓吹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办学。
2月——8月，彭真布置刘仁、郑天翔搞所谓“工业调查”。郑天翔亲自挂帅，纠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项子明、韩伯平、储传亨，郎寇英、肖甲等一伙，分别到石钢、七一八、京西煤矿，一机床等国营大厂。它和反革命的“农村调查”密切配合，搜集“子弹”，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
在“工业调查”中，彭贼亲自督战，在香山听取汇报。
七月十四日，彭真听石钢和京西矿汇报时，恶毒影射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什么“崇祯下罪己诏下了多少次了。旁观者清，只有一部分道理，真正清的是当局者”。
彭贼在听汇报中提出“精兵主义”，鼓吹物的因素第一，和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相对抗。他说：“这是个方针问题，要人还是要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在煤炭生产上不去，设备是主要问题，必须实行精兵主义，人人有武器，而且要有必要的备份”。十月，旧市委根据彭贼的指示，提出北京工业今后发展的方针是“精兵主义、精品主义”。
彭贼还吹捧苏修的“马钢宪法”，说什么“并非马钢宪法一无是处”，对抗毛主席提出的“鞍钢宪法”。
他还公然鼓吹“不立不破”，和毛主席唱对台戏，说：“企业不可一日无制度，不可一分钟无制度，已经破了三年了，现在要讲不立不破”。
8月，彭真指使邓拓等人进行“文教调查”。调查中，邓拓一伙极力诋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攻击历次教育革命“影响到教学的正常进行”，“一九五八年以后，劳动和科学研究安排多了，也影响了教学时间”，“冲击了教学”，“挤了自学时间”，“挤了课堂教学”，并提出“继续学习苏联高等理工学院重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训练”的“成功经验”，妄图全面地恢复资本主义和苏修的教育制度，
邓拓一伙还拜倒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脚下，阿谀献媚，暗送秋波，攻击党的团结、教育、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有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倾向，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政策界限不清”，“错斗了一部分人，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
10月10日，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三家村”黑店开始营业，把暗地里的地下工厂变成一个公开的合伙公司。到一九六四年七月悄悄关张，先后抛出六十七株大毒草。这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继《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之后，经过精心策划，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的猖狂进攻。
9月25日至10月24日，旧市委召开扩大全会，讨论贯彻刘、邓、彭、薄合伙炮制的在工业战线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工业七十条》，贯彻在刘少奇、邓小平指使下，彭、陆合伙炮制的修正主义教育纲领——《高教六十条》。会上，郑天翔和黑主子相唱和，鼓吹要“管”字当头，技术挂帅，走高大精尖道路。在这种修正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许多企业不顾国家统一计划，盲目追求高大精尖，挤掉了一批一般产品，造成十分严重的恶果。郑贼还叫喊“加强以总工程师为首的技术指挥系统”，要“不受学历、资历限制；越级提拔”技术干部。结果不少厂矿企业把那些所谓“以生产上能打硬仗”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提拔到领导岗位，专了我们的政。
会议还没有结束，郑贼就匆匆忙忙派亲信到一机床等厂进行《七十条》的试点工作。
11月14日，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开办县委书记以上干部“轮训班”，为篡党、篡国进行思想、组织准备。邓拓全盘指挥，李琪、张大中坐阵主持。先后共办五期，受训者数千人。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忠实秉承刘邓黑司令部的旨意，在“轮训班”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规定轮训中“不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搞思想检查”，“不搞思想总结”，“不作鉴定”，“不进行重点批判”，“不追究责任”，“小组会不作记录”，“不搞思想排队”等等，只许右派进攻，不许左派反击。“轮训班”成了一个群魔乱午的黑店。邓拓公然煽动说：“思想要大活跃，关起门来要敢想敢说”。“不被框框所套”，“真正提出自己的见解”，“除了我们，还有谁敢说出问题？”张大中也叫嚣：“各种不同意见、观点都摆出来。”
为了鼓动、引导牛鬼蛇神毫无顾忌地放毒，刘仁、郑天翔、邓拓、李琪、张大中等带头作出向党进攻的“榜样”。刘仁攻击大跃进“超过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实际可能”，“要求过高过急”，“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蛮干”。郑天翔则诬蔑说：“山西煤矿工人一季度才能领到一块肥皂洗澡，老婆都不让上炕了”，“为什么现在小孩得软骨病的多起来了？因为没有钙。向农民收购物资时，不但肉收不上来，连骨头也收不上来。”邓拓恶毒地辱骂总路线、大跃进是“脑子热”，“爱吹牛”，“像胡文虎出了许多药，都是‘虎’牌的”，“做了许多蠢事，连简单的形式逻辑都违背了”，胡说大跃进“是上层建筑破坏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狂妄地扬言“我这个意见要公开发表，向所有的人挑战”，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李琪也疯狂地叫嚣：“总路线行不行，现在不能做结论”，“有人怀疑总路线，怀疑大跃进，怀疑人民公社，这是好事。”
这群王八蛋在疯狂咒骂三面红旗的同时，大肆鼓吹“包产到户”、“自由市场”的“优越性”，大刮“翻案风”，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叫嚷“反右倾扩大化了，斗争过火了”，“严重影响党内的民主生活”，对一九五九年受批判的人，要“贯彻平反”，“不留尾巴”。他们穷凶极恶地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骄傲自满”，“有些重大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研究，就勿匆忙忙作出决定”，“违反了客观规律”。与此同时，却极力吹捧刘少奇，胡说什么“这几年党内生活有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少奇同志在《论党内斗争》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讲得很清楚，要好好学习”。并肉麻地吹捧彭真：说，“北京市有彭真同志领导，顶住了单干风，自由市场风”，“如果全国是三七开(指缺点和成绩)，北京就是二八开。”
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带动”和“启发”下，“轮训班”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什么“三面红旗只剩下旗杆了”，“大跃进是大跃退”，“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反右倾运动是过火斗争”，“党内民主传统丢掉了”等反党言论，甚嚣尘上。一小撮反党分子相继抛出“意见书”，声言要同党“算账”。顿时乌云翻腾，恶浪滚滚。
为了在全市各个角落刮起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暗风”和“翻案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还要求“轮训班”干部把“轮训班”的“民主”空气带回自己的单位，“推而广之，坚持下去。”
12月，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直接操纵下，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策划了惊心动魄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
在这之前，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彭真就密令秘书“审查”中央文件，特别是要“查”毛主席在历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在审查中，彭真一再催问?“看得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十二月初，彭真把他的得力干将项子明叫到家中，面授机宜说：“这几年工作中有不少问题，主要有些事情没有经过试点，就大办起来，违反了客观规律。现在遇到的困难，虽然天灾也是个原因，但头脑发热，掌握政策不稳，是重要原因。……有些省‘五风’刮得很严重，中央有责任。……中央有些文件是个人批发的，难保没问题。……你组织一批人也仔细查一下中央文件，看看有什么问题。看看头脑热时办了什么事情。比方中央文件中就有提倡‘五风’的或批转了一些有问题的报告，有些口号也是唯心主义的东西。……找些头脑清楚又熟悉情况的人，要能看出问题。”并指定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理论家”邓拓“负责指导”，同时精心挑选了一个十多人的反党黑班子和打手。
项子明领取了彭贼的反革命“圣旨”以后，纠集了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带着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央发至县级以上的所有文件，麇集畅观楼，开始了这场罪恶活动。
项子明向其党羽传达了彭贼的“指示”以后，特别强调：“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但出去不要讲，出去讲了自己负责，别人不认账！”邓拓这个大叛徒大右派充当“理论指导”，气焰十分嚣张，他说：“这几年工作中出现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是全国性的”。“根本问题是脱离群众，主观主义”，“不符合客观规律性，犯了路线错误。”他咬牙切齿地煽动说：“要敢于从中央文件中找问题，提问题。”
群魔们在“审查”中，一看到计划指标，就说是“浮夸”、“不实事求是”。甚至连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指标，也说是“高指标”；凡是提到“全民办”、“大办”的，以及强调“群众运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统统是“热”。这一小撮恶棍，用尽人间最恶毒的语言，诬蔑、谩骂、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什么“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了”，“把农业、工业的大跃进看得太容易了”，“太急于求成”，“头脑发热”。他们污蔑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政策，是“闭门自守”，“落后的封建的生产方式”；敢想、敢说、敢做“不科学”，“许多问题就出在这上头”。胡说“近几年来中央政策变化快，变化多”，“批转的文件太多”，“前前后后也有矛盾”，“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中央犯了‘左’倾路线错误”。他们清楚地知道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党内通信中反对了“浮夸风”，提倡“压缩空气”，在“审查”中央文件时，却胡说“庐山会议后热度又升高了，比前一次更高”，“为什么出现困难，就是反右倾造成的。”
这伙十恶不赦的坏蛋在“审查”文件时，猖狂地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胡说“多快好省本来就有矛盾”，“多快就不能好省，欲速则不达”，“真理强调过分，就要变成荒谬”，“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不要强调过火，过了火就要成为主观唯心主义”。他们破口大骂：“什么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万马都爬不起来啦！”他们恶毒地攻击人民公社成为“人民母社”了(意指男劳力去修水库，家中都剩下妇女)。
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一百一十多个中央文件诬蔑为有“严重问题”，斩头去尾，加以歪曲，归纳为农业、工业、基本建设、财贸、城市人民公社、文教等六个方面，引出二十九条“罪状”，一百一十多个问题。文件审查完了以后，郑天翔亲自听了汇报，欣喜若狂，如获至宝，连忙说道：“你们发现了很多问题，好好正个材料，很有用处！”一语泄露了天机！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策划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就是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提供“材料”，这是他们妄图策划反革命“宫廷政变”的严重步骤！是梦想篡党、篡国的狼子野心的大暴露！
11月——12月，在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的同时，在刘邓黑司令部的直接指使下，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把它的魔爪伸向了全国各地。十二月三日至十日，彭真“衣锦还乡”，搜集三面红旗的“缺点“和“错误”，大反毛主席，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在同山西的干部谈话中，他挑衅性地提出“三面红旗是红旗?是灰旗?还是白旗?”，并五次叫嚣人民公社要垮台。刘仁也亲自挂帅，调动旧市委几十个干部，以“回乡探亲”为名，到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搜集反党“子弹”。刘贼还亲自找家在大寨的干部回去“了解”大寨情况，准备伺机攻击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个光辉的样板。其他还有范瑾回浙江、陈鹏到白洋淀，进行同一罪恶活动。最后由项子明等正理了综合材料，送给彭真和书记处。
10月——12日，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派出大批工作组到二十六个大队，以搞试点为名，搜集大队核算的“优越性”，以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应该下放到生产队的指示。毛主席明确指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使直接组织生产的单位和基本核算的单位统一起来，生产和分配也就统一起来，这样，就可以比较彻底地克服从高级社以来就存在着的束缚生产队积极性的平均主义，更有利于改善经营管理和发展生产。但是他们却胡说什么“实行生产队核算只是因为生产不好或者大队规模过大”，借口郊区“生产好”，反对生产队核算，他们公然提出“不宜硬性规定一个解决办法”，并且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说：“变一次，穷一次，越变越穷。”
刘仁亲自掌握通县高各庄大队“试点”，多数群众要求实行生产队核算，刘仁却硬要搞成大队核算，并捏造了一个大队核算实行三包一奖“经验”的报告，明目张胆地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示威”。之后，有的公社实行了生产队核算，刘贼又多次派出人马，搜集“缺点”和“问题”，企图攻击毛主席的英明决定。
在中央的七千人大会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击退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猖狂进攻。但是，刘、邓、彭篡党篡国的贼心不死。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继续大刮黑暗风、翻案风，猖狂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九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中全会，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此视为洪水猛兽，胆战心惊，千方百计地对抗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掩盖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继续大搞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活动。
1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会上抛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报告，疯狂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恶毒地咒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并叫嚷“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妄想推翻毛主席的领导。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本来早就预谋在会上配合刘邓，抛出他们在畅观楼炮制的洋洋几万言的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秘密材料，一举将毛主席“推下台”来，实现篡党篡国的罪恶目的。由于毛主席亲自领导这一次大会，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周恩来同志坚决地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给予刘邓黑司令部的猖狂进攻以迎头痛击。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阴谋诡计才没有得逞。
但是，彭真贼心不死。会上他佯装拥护毛主席，会下则指使刘仁、郑天翔在小组会上大放反革命厥词，恶毒地诽谤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刘仁这个大坏蛋指桑骂槐，说什么：“有些话好像是中央负责同志说的，可也无根据，你说不是，又都是上级的意见，发下来的草案、纪要，也要执行，官司打不清”，“闹些草案是推卸责任的借口，错了可以不负责任，一直用草案下去，就是不定下来”。他们还猖狂地攻击大跃进“浪费了群众干劲，是一大错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不要提了”，“初级社农民是欢迎的，到高级社就不那么高兴了，人民公社迟几年办就好了”。
会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充分发扬民主，揭发出省市委的不少问题。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对参加这次会议的北京市干部严密控制，不但不允许揭发旧市委的问题，而且布置其亲信党羽，为之大肆歌功颂德，吹嘘旧市委领导如何“正确”，吹捧彭贼、刘仁。刘仁等还经常用会议简报上刊登的其他省市的问题，来打击外地，抬高北京，标榜自己“正确”。更为恶劣地是，他们还把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旧市委的瞎指挥所造成的问题，嫁祸于中央。
3月5日——4月15日，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借传达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为名，在友谊宾馆召开旧市委工作会议。这次大会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向党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进攻的一次黑会。
会上，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把其总后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黑报告奉为圣旨，学了二十多天。彭真胡说什么刘少奇“关于四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基本经验的初步总结，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和深刻领会这些经验教训”。同时把矛头指向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草草地传达了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就攻击说：“不少领导同志，……在伟大的成绩面前，滋长了不同程度的骄傲自满情绪，……有些重大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的研究，就匆匆忙忙作出决定”。他们居心叵测，梦想由刘少奇取代毛主席，便有意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胡说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由于我们还缺乏根据中国特点，适合中国情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七千人大会上，批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提出的“超过毛主席”这个极端反动的口号以后，刘仁在这次会议中间还一再表示这个口号没有错误，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篡党篡国制造舆论。
会上，刘仁代表旧市委作报告，大肆攻击三面红旗，什么“公社化搞得太急”，大跃进是“一哄而起”，“追求形式，不求实效，实际上违反了群众的利益，脱离了群众的要求，浪费了群众的精力”，什么天灾、人祸“究竟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各个年度，各个地方情况不同，要作具体分析”，“一九六○年……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影响较大”。
刘贼疯狂攻击解放以来的教育革命，攻击党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胡说“教学质量降低”，“一些课程改乱了”，党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调改造，忽视团结”，“错误地”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作“革命对象”，把“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当成了政治问题”、“两条道路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搞了“过火斗争”，妨碍了“百家争鸣”。胡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刘贼疯狂攻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吹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吹捧洋人、死人，攻击大跃进期间对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注意不够”，“对一般题材和历史题材的作品以及那些政治上并无害处、却能使人得到欣赏和娱乐的作品注意不够，对中外优秀遗产的继承和保留剧目的加工，提高重视不够”。
刘贼在报告中还大肆攻击党内斗争，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为他们的同伙——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鸣不平，污蔑反右倾“扩大化”，“严重地影响了党的民主生活”，造成“是非不明、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现象”。会上，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迫不及待地为他们指使的“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翻案，把调查组疯狂地攻击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硬说成“反映了当地工作中存在的某些严重情况，提出许多好的意见，表现了对党的事业认真负责的态度”。刘仁不打自招，说：“他们说的没有错，人家是听我讲的嘛!”彭真也说：“你们不不问问，人家听刘仁讲的，听市委讲的嘛！”这充分证明彭真、刘仁是调查组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的罪魁祸首。
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煽动之下，出席会议的一批党内走资派，气焰嚣张，向党向毛主席射出一支又一支毒箭，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不是早一、两年，两、三年的问题，是早二、二十年的问题”，“人民公社办糟了”，“左看右看看不出有优越性”，什么“大跃进得不偿失”，什么“三面红旗晒得褪了颜色”，“只剩了一个角儿”，“是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一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等等，刹时妖风迷漫，恶浪翻滚。
在这次会上，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重新印发了《前线》发刊词，要大家“脚下有跟，不做氢气球，不随风飘荡”，对抗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提出的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闻风而动”。
彭真在会上发表讲话，借提拔新生力量为名，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说：“有些老干部，年纪大了，不肯离开工作岗位，结果妨碍了对青年干部的提拔、培养”，“这种情况不仅地方上有，中央也有”。为了抵制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叫嚷“书不要读多了，读通一本就行，我就是从前在监狱里弄到一本《费尔巴哈论》，反复念了多少遍，我的理论基础到现在还是靠这些”。真是反动透顶！
4月7日，旧市委大学部炮制出《关于高峰学校四年来工作的初步总结》，对五八年教育大革命大肆诋毁和攻击，再次指责教育革命中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作革命对象”来批判，是“不恰当”的，极力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
4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秉承刘少奇的旨意，纠合中央监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炮制了一个“加速平反”的黑指示，说什么“近几年来受到批判、处分的人很多，拔白旗、反右倾、整风补课，百分之八、九十是错误的。现在平反的进度很慢，不能调动积极性”。规定县委书记以下干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受的批判和外分，都一风吹掉。黑指示下达后，在全国刮起了一阵更大的翻案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更是不遗余力地贯彻这个黑指示，成立了由陈鹏、项子明、余涤清、刘涌、刘君达、孙方山、张大中等人组成的甄别工作小组，打着甄别的旗号，明目张胆址包庇网罗坏人，为复辟资本主义作组织上的准备。他们一再扩大甄别的范围。原来规定只甄别反右倾整风运动中受到重点批判的几千人的问题，后来则把一九五八年以来各行各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几万人都列为甄别对象。就是这样，他们还嫌甄别不“彻底”，又规定：“凡是市管干部，甄别平反了的就不要再报市委常委审批，凡是不予平凡的，则要报市委常委审查”。大刮翻案风的结果，全市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受到批判处分的，百分之八十几都翻了案，其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都一风吹了，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漏网右派分子的，也大部分吹掉了。一九五八年以来，其他政治运动中受处分的，有的也吹掉了一半。
5月29日——6月6日，旧市委召开北京市第三届党代会。刘仁把他在三月友谊宾馆会上作的那个黑报告，重新搬出来，加以修补，作为对党代会的工作报告。报告中，刘仁还贩卖刘、邓、陈在“西楼会议”上的黑话，公然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唱反调，说什么：“目前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还有严重困难”。
在这次会议的选举中，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耍弄一系列阴谋诡计，打击、排斥敢于抵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周仁同志，使其落选。为了使其亲信当选为市委委员，彭真、刘仁亲自活动，为王泽斌、张大中等人拉选票。选举的结果，有的人得到的选票仍然不足正式代表的半数，本来不应当选。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竟然一手遮天，弄虚作假，欺骗代表，硬把他们封为委员或候补委员。
6月19日，彭真在市四届一次人代会上作报告时，配合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疯狂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毛主席，胡说“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上出现了很多错误”，因而“停止了跃进，暂时退下来了”。
6月，张文松在中学领导干部会上讲话，公然抗拒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农相结合的伟大号召，说什么“不要动员考不上学校的学生上山下乡”，“下不了乡，就自学，上补习学校，有机会再升学”。接着就办了函授广播学校，给没考上学校的学生补课。《前线》还发表《自学是重要的学习途径》的社论，贩卖邓拓《自学与家传》的反动黑货，毒害青年。
7月22日，彭真向大学毕业生作报告，疯狂反对毛主席，叫嚣：“以毛主席和党中央为首的党的领导有时也犯错误”。别有用心地散布：“全中国这样多的人，难道就没有一个和毛主席一样聪明的人？不是的”。“不能说除马克思、列宁、毛主席以外，再没有比他们更聪明的人了”。为刘、邓黑司令阴谋篡党、篡国制造舆论。
8月，刘少奇再版臭名昭著的黑《修养》。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立即布置北京出版二十万册，要求做到党员、干部人手一册，并指令旧《北京日报》《前线》《支部生活》大肆刊登。同时，旧市委发布学习黑《修养》的通知，吹捧黑《修养》“在我们党的建设历史上，对于教育广大党员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指导广大党员增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起了重大作用”，现在发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要求全体党员和干部，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学习。
8月，旧市委指示旧市委财贸部检查所谓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安排政策。
这次检查，贯穿了六月分彭真伙同李维汉、徐冰炮制的“一短五社”的一整套修正主义统战纲领。(所谓一“短”，就是“短期消灭阶级”；所谓五“社”，就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合作共事关系”，“社会主义民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教”。)
在检查中，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声疾呼，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安排“存在相当严重问题”，“光撤换，不安排”，原来“担任领导职务的资产阶级分子”，“只有个虚名”，责骂我们党“看他们消极落后的一面多，看积极进步的一面少”，有“宁‘左’勿右的思想”。他们极力为资产阶级分子争权，规定：“已经撤掉领导职务的资产阶级分子”，“应当重新安排其他职务”，或者恢复“原来的职务”，“在工作上尊重私方干部的职权”。
3月—10月，刘、邓、彭、陆在中小学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出笼。这些条例极力鼓吹“智育第一”，“教学为主”，抹煞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以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少年。旧市委依据这两个黑纲领，重新修订了《学业成绩考察》、《操行评定》、《奖励和处分》等办法，制订了“学生守则”等修正主义规章制度，并大办所谓重点学校，考生一律按分数录取。
9月24日—27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主席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胆战心惊，玩弄各种阴谋诡计，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和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
10月8日—11月9日，旧市委召开扩大全会，以传达讨论十中全会为名，竭力对抗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郑天翔代表旧市委在会上作报告，公然与十中全会精神唱对台戏。他讲了七个问题，只字不谈阶级斗争，闭口不谈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却宣扬生财之道，大讲胶鞋、水果怎么赚钱，鼓吹各行各业都要埋头业务，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大搞物质刺激，推行计件工资，改进奖励制度。
郑天翔还千方百计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暂时困难时期，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打掩护，说他们“绝大多数人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积极性已经调动起来了”，“敢于发表不同见解了”。
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工业部门的工作要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郑天翔等公然对抗，拒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北京的工业进行调正，也不允许在北京市的文件中写上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叫嚷：“工业部门的工作要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不好理解。大城市的工业不能单为农业服务，我们的文件里不写这条。我就不明白国防工业怎样转轨。”
这次会议上起草通过的《关于贯彻执行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在工业、交通方面的若干措施》、《关于郊区当前农业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关于改进郊区农村商业工作的若干措施》等三个文件，都绝口不谈阶级斗争，却大肆吹嘘北京郊区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顶住了”自由市场风、单干风，对抗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英明论述。郑天翔狡猾地说：“文件里阶级斗争怎么提？空空洞洞提一下不行，企业到底怎么搞阶级斗争？将来等中央指示。”真是猖狂已极！
11月1日，旧市委决定在郊区农村开展整顿落后队的工作。他们别有用心地闭口不谈落后队落后的阶级根源，却颠倒是非地说什么“就落后队的性质说，比一九六○年一部分地富反坏当权的三类队有本质的区别”，落后队的表现，主要是“集体生产搞得不好，队的经营管理比较混乱”，因此整顿的方法，就是派“坚强的工作组”，“从生产入手”，搞好责任制，“安排好社员生活”。
12月，旧市委发出《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开展整风整社决定》，完全背离十中全会的精神，有意抹杀郊区农村存在的严重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胡说什么“有些队经过连续整顿，问题确实不多了”。当前的主要问题只是“富裕农民幻想单干”，“经营管理落后”。因此，整风整社的任务，就是“改进经营管理，轮训干部”。要本着“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的精神，“实事求是地确定需要整顿的内容，不要强求一律”。实际上，由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郊区农村大刮黑暗风，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郊区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一直尖锐、激烈地进行着。相当一批社队已被党内走资派篡夺了领导权，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有的社队单干风十分严重。例如，怀柔琉璃庙公社，一九六一年社员开荒地达一千三百多亩，平均每户一亩半左右，一九六二年开荒地又增加到一千六百多亩，相当全社总耕地的27．6％，平均每户两亩左右。这个社开荒地较多的狼虎哨、王道梁子等，平均每户达三亩左右，个别的竟达七、八亩。密云县有的队侵占集体耕地搞单干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山区尤甚。这些铁的事实，无情地戳穿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吹嘘北京郊区顶住了单干风的谎言。
12月21日—28日，旧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会上，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极力煽动攻击三面红旗。刹时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甚嚣尘上，什么“大好形势和和胜利的前途是抽象的，遥远的，问题和紧张是具体的，现实的”，“工业的好形势越来越抽象了，看得见的是指标越来越低，活儿越来越少，没法鼓干劲”，“说调整是为了前进，实际上是一直往后退，怎么能说八字方针是积极的，是前进的动力呢？”
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六二年在职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都极力抵制党员和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而强调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逻辑学，学习刘少奇的黑《修养》和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唯独不提学习毛主席著作。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继续对抗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丧心病狂地反对五月杭州会议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疯狂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年底毛主席对文艺问题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尖锐地批评了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竭力抵制和反对，百般破坏刚刚兴起的文艺革命。
1月，旧市委召开工业交通工作会议。郑天翔在会上大放厥词，胡说工交战线“当前主要危险是骄傲自满情绪，差不多思想”，声嘶力竭地大叫要在生产上“打几个硬打”，矢口不讲阶级斗争。
1月20日，旧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会议制定的《一九六三年北京市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意见》和《一九六三年农村社员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只字不提学习毛主席著作。会上，邓拓疯狂攻击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叫嚣：“不能什么问题都用阶级斗争来看，什么都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
2月，旧市委召开商业工作会议。陈克寒做报告，闭口不谈阶级斗争，大讲“改善经营管理”，鼓吹利润挂帅。会后，革命的商业职工，要求改革旧的规章制度，陈克寒抡起“先立后破”的大棒，百般压制。
3月，彭真在刘、邓指使下，盗用中央名义炮制了一个关于“五反”运动的指示，对抗毛主席在本年二月中央会议上关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重要指示，彭真鼓吹：“五反先搞增产节约，先搞反浪费，这就抓住了纲”。旧市委立即召开工作会议，贯彻彭贼炮制的这个黑纲领，决定由郑天翔、陈克寒、李琪、余涤清、项子明等组成“五反”领导小组。
会后，郑天翔亲自出马，推销彭贼的“五反”黑货，派出两个市委工作组分别到宣武塑料厂和第一机床厂搞“五反”试点，炮制黑经验。这两个工作组，按照郑天翔的“尽量不搞斗争会”，“宁漏勿过”，“不要搞过了头、错斗了人”等黑指示，从“反浪费、抓生产”入手，大搞“和平五反”。旧市委先后将两个黑试点的三个“五反”经验报告批转全市，流毒很广。
4月，旧市委大学部部长吴子牧、付部长宋硕，在石油学院搞“五反”试点，攻击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是“一本老经”，鼓吹“学校特殊”论，胡说“学校是清水衙门，没有必要开展五反运动”，并炮制了《石油学院五反运动试点情况报告》，由旧中宣部阎王殿批发全国。
4月—7月，旧市委机关开展所谓“五反”运动。旧市委书记处、常委和各部部长，关起门来“学习”，“检查”，统一口径，互相包庇，最后，向机关干部轻描淡写地“检查”一下“走后门”、“特殊化”的“错误”后，草草收场。群众检举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材料，都被彭真、刘仁、郑天翔等打在阴山之下。后来，华北局对旧市委的“五反”运动提出了批评，他们才慌忙又搞了个“五反补课”。郑天翔代表旧市委召开会议，装腔作势地“批评”了财贸部付部长苏一夫等人，结果仍不了了之。而对旧市委书记处书记、大投机倒把犯邓拓，更是一根毫毛也没有触动。邓拓在暂时困难时期，大肆倒卖字画，获利二万三千多元，文物商店徐铭同志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就向旧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以至向刘少奇揭发检举了邓拓的投机倒把罪行。他们官官相护，一直不予处理。“五反”开始以后，徐铭同志再次揭发邓拓。这时，彭真亲自出马，指使他的忠实走狗项子明、李琪、孙方山组成所谓“专案调查组”，进行假调查、真包庇的罪恶活动。“调查组”秉承主子旨意，绞尽脑汁，经过十一次修改，炮制了一个假调查报告，把邓拓的犯罪行为硬说成是什么“合法的”“换购”、“出让”。刘少奇也公开出面，包庇邓拓，在一次他主持的会上，当面问邓拓：“有人检举你倒卖字画?”没等邓拓回答，彭真便连忙为之辩解说：“这件事，已经查清楚了。他写了两本书，用稿费买些字画，业余来研究，用完就捐给国家。”刘少奇心领神会，对邓拓说：“那很好嘛！你对文物肯钻研，有事业心，将来就叫你领导这项工作吧！”会后，邓拓有恃无恐，十分嚣张，对郑天翔说：“调查报告不要交了，没必要！”安子文也公开出面对郑天翔、陈克寒说：“不用写什么报告了，我负责和中监委谈谈，中央首长知道就算了”。这样，邓拓这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被包庇了下来。
5月，杭州会议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全国普遍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六月，郑天翔、冯基平、赵凡亲自出马，带着亲信张大中、朱启明、史向光等分别到朝阳区金盏、大兴县北臧村、通县牛堡屯，搞“试点”，极力掩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保护走资派和地、富、反、坏，炮制反革命的黑经验，对抗“前十条”，破坏社教运动。
7月4日，彭真在关于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问题的报告中，迫不及待地挥舞镇压革命的大棒，大喊大叫，要防止“发生偏差”，防止“急燥情绪”，防止“打击面过宽”，“把阵线搞乱了”。声嘶力竭地叫嚷：“对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处理……不但要区别对待，而且要尽可能的从宽处理”。接着，郑天翔在给城市“五反”工作队做报告时，公然打出“宁右勿‘左’”的黑旗，破坏社教运动。
7月—8月，旧市委布置“试点”单位和区县召开三干会，搞所谓干部“自觉”洗手洗澡、放包袱，掩盖郊区尖锐的阶级斗争。刘仁亲自指挥的海淀三级干部会，炮制出《海淀区三级干部会议的报告》，胡说什么北京“阶级斗争不如外地严重”，“单干风没有刮起来”，“对地富反坏专政搞得好”；干部中的主要问题是有“消极退坡思想”。刘仁鼓吹社队干部在四清运动中当“司令”，工作队当“参谋”，起“胶合板”的作用，大力推销反革命修正主义四清路线，顽固对抗“前十条”。
9月，彭真亲自跑了几个省市，回京后，又利用旧市委提供的农村社教“试点”黑经验，在刘少奇的支持下，炮制了“后十条”(草案)，形成一条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四清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
8月8日，旧市委召开文艺界座谈会，以“丰富戏曲上演剧目”为名，反对文艺革命。会上，邓拓极端仇视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和鬼戏《李慧娘》的批判，公然为鬼戏张目，说：“鬼戏要看如何处理”，不要“沾点边都不行，不要搞片面性”，“鬼戏不一定都不能演”。他还声嘶力竭地叫嚷对《四郎探母》、《连环套》、《珍珠彩》等坏戏“不能一概简单地采取枪毙的办法”。他扯起“广泛反映”的黑旗，鼓吹要“创出一条路子来”，叫嚣“不要有很多阻碍”，“要使我们的剧目路子越走越宽，而不是越走越窄。……这个戏不能演，那个戏不能演，结果剧目越来越少”，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李琪和邓拓一唱一和，胡说“京剧演现代戏困难”，鼓吹上演《红梅阁》、《阴阳扇》、《千里送京娘》等大毒草。
10月16日，毛主席发出“全国学解放军”的伟大号召，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此十分仇视，拼命抵制。毛主席指示学解放军、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郑天翔竟阳奉阴违，百般刁难，说：“建立政治工作机构是形式问题，不是本质问题，不成立也可以做好工作”。后来为了欺骗中央，表面上建立了一些政治工作部，却长期不给编制，不开工资，还要精减人员，实际上成了生产行政部门的附属品，有名无实。毛主席指示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做政治工作。北京卫戍区政治部也主动提出调给一批军队转业干部。郑天翔一口拒绝，并且恶毒地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
11月，旧市委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工业问题，仍然闭口不谈阶级斗争，却别有用心地大讲“现在的中心问题是质量品种问题”，要求各工业局、各厂矿抓“高、精、尖”，“注意技术方面的基本建设”，“系统地调整地方工业”，把“技术干部的培养、提拔和使用放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等等。用突出生产、技术的手法，转移目标，抵制阶级斗争，以推行“和平演变”。
12月，旧北京人艺上演了丑化八路军英雄形象，诋毁人民解放军的大毒草《李国瑞》，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全国学解放军和“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周总理看过《李国瑞》之后，很不满意，提出了尖锐批评。彭真对这株大毒草却极为欣赏，先后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和十二月十七日两次带着邓拓、陈克寒、张文松、赵鼎新、荣高棠等喽罗观看演出，连称“很好”。他大肆诬蔑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付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胡说什么：“这样的人物，我们见得很多，这样的连队也很多。这是实际情况。”并恶毒地煽动说：“不管什么人的意见，你们都要多想想再改”，“这个戏很好，演得正是时候，要到全国各地去巡回演出”，鼓励这株大毒草的作者“再写一个”。
12月12日，毛主席对文艺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批示。批示尖锐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个批示直接批评了彭真、刘仁，它象一把犀利的匕首，刺向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心脏。彭真对毛主席的批评，怀恨在心，立即派秘书去查北京人艺现代戏上演的比例，并让大叛徒邓拓主持搞“文艺调查”，把大毒草《抓壮丁》、《关汉卿》都捧为“优秀作品”，得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上演的剧本，62％是好的或基本好的荒谬结论，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批评。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忠实执行毛主席指示，大抓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的改革，在我国掀起了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艺革命。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从一开始，就对江青同志在北京进行京剧改革的革命行动，百般抵制、刁难。江青同志提出把北京京剧团做为她蹲点的试验田，彭贼指使李琪极力刁难江青同志，使江青同志无法进行京剧改革的试验。江青同志把沪剧《芦荡火种》的剧本推荐给北京京剧团排演。公演前一天，戏票已全部卖出，彭真借口“粗制滥造”，强令停演退票，向江青同志“示威”。江青同志请上海沪剧团来京演出《芦荡火种》，李琪、赵鼎新在彭贼的指使下，公然进行抵制，只安排了两场演出。江青同志为此事批评了旧市委，彭真怀恨在心。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对抗毛主席的两次文艺批示，对抗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指示，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另一方面，则积极推行刘少奇破坏四清运动的形“左”实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刘氏“半工半读”、刘氏“托拉斯”。
1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周扬一伙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借口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批示，实际是耍弄阴谋，进行抵制。会上，他们一唱一和，疯狂反对毛主席对文艺问题的重要指示，掩盖自己在文艺战线上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继续顽固坚持文艺黑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康生、江青同志在会上同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
1月4日，旧市委召集北京市各文艺单位党员负责干部、区委文教书记、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宣传部长开会，以传达毛主席的批示为名，实为贯彻刘、邓、彭“一·三”黑会的精神。邓拓、李琪主持会议，严禁抄记毛主席的批示，却详细传达并让全文记录刘、邓、彭的黑指示和周扬的黑话。康生、江青同志在“座谈会”上同刘、邓、彭、周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谈话公然被删掉，传达后，接连组织数次讨论，以“统一认识”。
接着，旧市委宣传部召集北京市文艺创作干部会议，根据彭真“大写北京、大演北京”的黑指示，大抓“创作”。彭贼为和江青同志大抓革命样板戏相对抗，急急忙忙指使将大毒草《箭杆河边》搬上银幕，由邓拓直接插手影片的修改，万里、崔月犁、李琪亲自审查。
1月9日，彭真指使邓拓、李琪等开办包庇右派、攻击左派、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黑刊物《文艺界情况》，到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停办，共发正刊七十二期，附刊六期。此刊极为机密，正刊发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范瑾、李琪、赵鼎新、项淳一，附刊只送彭真一人。
在经过了一番紧张的谋划以后，彭真一伙在二月四日写了一个《关于讨论和贯彻主席对文艺问题批示向主席、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有意制造混乱，把毛主席的批示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批示的黑话相提并论，竭力贬低毛主席批示的重大意义，胡说什么“对艺术问题、学术问题，通过充分讨论，统一认识”。同时，又抱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僵尸不放，攻击革命现代戏质量“粗糙”，以“保证质量”为借口，提出“没有公演以前不登报、不宣传”，妄图扼杀文艺革命。
1月11日，旧市委炮制出《关于在各行各业中，普遍开展学大庆、赶大庆运动的决定》。打着学大庆的幌子，实际对抗毛主席关于“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他们肆意阉割、歪曲大庆学习毛主席著作、实现思想革命化的基本经验，提出开展“总结评功运动”，胡说“(学大庆)学得好不好，最后要看生产、工作搞得好不好”。
为了大搞“评功摆好运动”，掩盖阶级斗争，取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和政治思想工作，旧市委在一月二十一日又发布了《关于延长企业“五好”评选工作时间的通知》，提出用“六大”(大摆成绩，大摆进步，大摆先进经验，进行大总结、大表扬、大鼓励)来进一步开展“评功”运动。于是全市工业交通战线，甚至在农村都大搞“评功摆好”，以此代替“五反”“四清”，并在报纸和刊物上大肆推销“评功摆好”的黑经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严厉批评了“评功摆好”的作法。郑天翔仍拒不认罪，百般狡辩，说什么“我们搞的‘总结评功’，不是搞的‘评功摆好’”。
1月23日，旧市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报告，抵制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亲自批发的《中央关于加强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不但拒不检查，反而颠倒黑白，自我吹嘘，胡说什么“北京郊区农业生产搞得好”，“坚决顶住了单干风、黑暗风，在城市没有开放自由市场”等等。这个报告还恶毒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含沙射影地咒骂“世故园滑的‘乡愿作风’、‘忠厚长者’，在别人战斗前进的时候，坐在一边看热闹，吹毛求疵，专挑别人的毛病，自己是一贯正确，常有理。”真是反动透顶！他们明目张胆地压制、阻挠干部、群众到先进地区参观学习。彭真曾说：“你是北京市的党员，还是别的省市的党员？”
2月，北京市“特艺”公司前门门市部王景瑞同志给中央写信揭发刘少奇八大罪状。此信落在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家英手中，转给旧市委，彭真、刘仁等将王景瑞同志打成“反革命分子”、“疯子”，撤了职，送进精神病院，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
2月，旧市委急忙从市级各单位抽调七千余名工作队员，在郊区一百一十四个公社、一百三十五万人口的地区开展第二批四清运动，即所谓“今夏大决战”，郑天翔鼓吹农忙季节搞四清“完全可以打胜仗”，实际是企图用“生产”挤掉运动。规定由各基层党组织当“司令”，工作队当“参谋”，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被甩在一边，受到压抑、打击，运动冷冷清清，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这期四清中，彻底贯彻了刘少奇、彭真炮制的“后十条”(草案)的投降主义路线。
2月14日，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对教育工作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彭真、蒋南翔、陆平都在场。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毛主席的指示严加封锁，百般抗拒。刘仁、郑天翔胡说“没有正式文件和记录”，“主席是对领导干部讲的，直接传达给群众会产生错误理解”，“搞乱了”等等，并恶毒攻击毛主席“批评重了”。吴子牧在二月召开的一次大专院校党委书记会上，污蔑毛主席有些讲法是“极而言之”。宋硕则疯狂叫嚷“主席的讲话传达下去会产生付作用”。胡说什么“下面问题没有这么严重，现在教学秩序稳定，教学质量提高了，大多数教师是好心的”。竭力反对和抵制教育革命。
3月10日，毛主席在对北京铁路二中《关于学校课程和讲授、考试方法问题》作了重要批示，并亲自批上“彭阅”、“北京市委、市人委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旧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毛主席的指示竟置若网闻，百般抵制。三月二十三日，刘仁召开北京市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会议，污蔑铁二中的材料“并不完全属实”，是“投机”。他公开与毛主席唱反调，说：“颠鸭的方法，用心并不坏，想教好，就是不得法。”提出：“要从课程教材改起”，“先把没有教材的问题解决”，企图转移目标，压制教育革命。
3月27日，邓拓又召集文教负责人会议。会上他赤裸裸地大叫：“不要提大砍，不要吹这种风”，“学校的问题解决起来不是短期能做到的，搞不好返工非常辛苦”，“整个改革放后一些。”三月二十八日，彭真又亲自出马，召集文教负责人会议，他极力掩盖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胡说什么：“总的问题，办学校目的不明确，学用脱节，方法不对，没有教材。”并刮冷风说：“改革不忙，多反映材料，慢慢研究。”吴子牧、宋硕在其主子的指挥下，借口等待高教部开会布置，按兵不动，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3月，京剧革命现代戏《芦荡火种》，在江青同志亲自领导下，演出成功。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掩盖自己反对京剧革命的罪行，假惺惺表示对《芦荡火种》“关心”起来，旧《北京日报》连发两篇社论，一谈再谈《芦荡火种》获得成功的原因是有“明确的认识”、“正确的态度”、“适当的方法”，就是闭口不谈毛主席对京剧革命的重要指示，不提江青同志的重要贡献，妄图贪天之功。《芦荡火种》演出期间，旧《北京日报》还开辟专栏，大肆吹捧梅兰芳，混淆社会主义革命现代戏和资产阶级时装戏的本质区别。邓拓指示旧《北京日报》“要抓紧找京剧界老艺人写文章，进一步发挥与发展梅兰芳的观点”，企图把伟大的京剧革命引导到梅兰芳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上去。
4月2日，彭真召集石钢肖平、周冠五和石景山办事处席正平等谈话，鼓吹“石景山办事处”这面黑旗，诋毁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胡说什么“改造城市政权，北京市没有解决，全国也没有解决”，“石办要为全国作出典型”，“全国要从你们这里搞基层政权，从这里开始，一个一个改”。妄图把这个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扩展到全国。
同日，彭真召集刘仁、郑天翔、贾庭三、赵凡等，开工业问题座谈会。会上，彭贼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污蔑学大庆是“大呼(此处一字打不出)”、“眼皮红”、“脑子发热”，胡说什么“大庆不一定什么都对”。同时，又不知羞耻地吹嘘石钢和白云石车间，胡说什么“大庆搞生活指挥部，你们(石钢)已经有了，集中为办事处，猴子已经变成人了”，指使刘仁、郑天翔开万人大会，推广白云石的黑经验，以抵制学大庆。
5月，旧市委召开高等学校政治工作会议。吴子牧在邓拓授意下，代表旧市委做报告，大反毛主席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反对毛主席近几年对教育革命的指示，胡说什么学校问题的根源是“教条主义”、“认识问题”。别有用心地提出“中国的教育道路尚待开辟”，妄图否定毛主席早已开辟的无产阶级教育道路。
6月，彭真亲自出马，再次召开会议，研究学校问题。会上彭贼一开始就攻击毛主席，说：“主席春节讲话，牵连很多问题，要好好研究，意见相当不一致”，“只讲几句方针不行，真正下功夫搞一两个系，真正看课本子，不能只提口号，当顾问。”会上，彭真还鼓吹“先立后破”的谬论，反对进行教学改革。
6月21日，旧市委批发旧市委宣传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毛主席著作学习运动领导的报告》。这是旧市委破坏、镇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一个黑纲领。《报告》大肆攻击这一伟大的群众运动“简单”、“片面”、“要求过急”、“统得过死”、“强求一律”、“违反自愿原则”，甚至“有的企业单位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列为‘五好’评比的条件”也成为一大“罪状”，真是反动透顶！《报告》以“自觉自愿”、“四自原则”(即：“自选内容、自找时间、自定方法、自学为主”)为借口，妄图扼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5月—6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为了破坏京剧革命，炮制了一个黑样板《箭杆河边》。这株大毒草由邓拓定稿，李琪坐阵，彭真审批。五月二十四日，彭真审查北京实验京剧团彩排《箭杆河边》时，李琪对他说，江青同志认为这个戏“反面力量太猖狂”。彭贼一听，暴跳如雷，恶毒攻击江青同志，说：“不要怕反面把你压倒，反面把你压倒了，证明你不行。”并借题发挥说：“赫鲁晓夫还不是两个报告一下子就把斯大林打下去了？！”赤裸裸地露出一副阴谋篡党篡国的反革命凶相。
6月，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期间，毛主席看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优秀样板戏的演出，并接见演出人员，给革命京剧工作者以极大支持与鼓舞。周总理和江青同志在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会议期间，彭真两次做黑报告，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和总理、江青同志唱对台戏，他恶毒攻击革命现代戏还处在“穿开挡裤和吃手指头的阶段”，是“四不象”。污蔑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光辉著作所讲的“时代”和现在“不同”，再讲为工农兵服务是“简单化”，积极贩卖“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黑货。他公然为文艺界的牛鬼蛇神打掩护，说演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在“绝大多数当中是解决了的。”会下，彭贼还猖狂地散布“京剧演现代戏就是一阵风，这阵风过去了，还是演传统戏”。叫嚷“死人戏、洋人戏不是不可以演”，“《四郎探母》在旧社会演了那么多年，演出来了个社会主义，现在一演，社会主义就能垮了?”
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刚刚结束，旧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立即伙同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刘邓的支持与庇护下，疯狂为旧京剧翻案。国庆节前后，他们迫不及待地把《将相和》、《断桥》、《虹桥赠珠》等许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重新搬上舞台，排挤革命现代戏。
6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关于社教运动、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问题，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关于文艺工作(“6．27”批示)等，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六月底至七月，旧市委召开工作会议，对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拒不认真讨论和贯彻，却大肆贩卖刘少奇的黑货。会间，彭真打电话给郑天翔，说河北省委的会开得好，刘少奇亲自在那里指导，要郑去学习。郑连夜带上项子明、殷汝棠到天津，回来后大肆吹捧刘少奇、王光美，并印发刘贼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一九五九年的一次讲话，大放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的讲话录音，一再组织讨论，研究如何贯彻执行。
7月，旧市委将原在各区县搞四清的工作队员集中，并重新抽调大批人马，进行整训，到九月底相继结束。整训中，他们只字不传达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重要指示，却反复灌输刘少奇的黑货，普遍传达刘少奇八月十日的讲话，一遍又一遍地放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报告录音；不组织学习《前十条》，却大力兜售刘少奇和彭真合谋炮制的《后十条》。接着旧市委秉承刘少奇、彭真指示，大搞“人海战术”，在通县一个地区集中两万多人的庞大工作队，搞“通县会战”。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少大小头目，拿着刘少奇的“蹲点”的黑令箭，先后爬出巢穴，刘仁到白庙、邓拓到大稿、陈克寒到兴各庄“蹲点”，赵凡充当了“会战”的前线指挥。同时，郑天翔到焦化厂、王汉斌到北光搞工厂四清试点，项子明到椿树公社搞城市街道四清试点。他们从上到下把持了城乡四清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四清路线。不久，毛主席发现“通县会战”搞人海战术，提出批评，指出要防止泾流。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毛主席的指示置若网闻，拒不执行。
7月，毛主席同毛远新同志谈话中，强调指出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明确指出学生应该参加一期“四清”，“不下乡参加四清不算毕业”。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同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彭真针锋相对地提出：“学生不一定参加四清，什么事也不懂，怎么整得了村干部？”郑天翔叫嚷：“大学毕业生到工厂去参加双革(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一样受到锻炼，可以不下乡去参加四清。”吴子牧、宋硕立即遵照主子的黑指示，布置钢院、工大、机院等校毕业生到工厂搞“双革”，抵制毛主席的指示。
7月，中央调查组到北京大学调查。一开始，就引起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恐慌，彭真立即派其忠实走狗彭佩云到北大当党委副书记，和陆平相勾结，向调查组封锁北大的情况。调查组在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下，发现北大党组织严重不纯，许多坏人混入党内，成为中上层领导骨干，据此，向中央写了第一个报告，击中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要害。彭贼一面假惺惺地表示支持调查组，一面指使吴子牧、宋硕、陆平、彭佩云连夜把北大干部档案送到旧市委秘密审查，企图否定调查组的报告。
7月，刘少奇正式提出修正主义的“两种教育制度”，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立即传达、贯彻执行，成立了以张文松为首的半工半读领导小组。刘仁提出北京要成立“农业教育局”，专门推行刘少奇的“半农半读”，郑天翔则派出人马到处搜集刘少奇的“半工半读”的“优越性”，为刘贼树碑立传。
8月5日—15日，旧市委召开文艺工作会议，对抗毛主席六月二十七日对文艺问题的重要指示。毛主席尖锐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正，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毛主席的批示极力封锁，拒不向下传达。在毛主席批示四十天之后，他们精心策划了这次黑会。李琪在会上做报告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批评，颠倒黑白，胡说什么：“北京市的文艺工作，总的来看，几年来在市委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文艺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明目张胆地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文艺张目，叫嚷：“历史戏将来不能完全不演”，“有的同志说要百分之百演现代戏，我看不要这样提”，“中间人物不是不可以写”，“不能说山水画、花鸟画都不行”等等，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并且煽动文艺界的牛鬼蛇神向党进攻，鼓动他们“直接向中央提意见”，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说什么“不要摆出一副正确的架子，拒人于千里之外”。
8月26日，彭真在工人体育场对大专院校毕业生作报告。本来七月三十一日彭贼已对高校毕业生作了一次报告，但他对那次也请了总理作报告十分不满，责问宋硕：“你们为什么要请总理讲话，总理讲了话，我还怎么讲？以后只准请一个人。”并恶毒地影射攻击总理，说：“我就是不愿意讲长话，要紧的讲清楚，干嘛要讲那么长？！”宋硕为了满足主子的野心，又在原地组织了这次万人大会，来让彭贼讲了一通。彭贼在这两次讲话中，恶毒地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广大人民群众歌颂毛主席是“个人迷信”，闭口不提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提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接班人，却别有用心地提倡学习社会发展史，“要站在社会发展的前面”，妄图把青年引入脱离毛泽东思想、脱离现实阶级斗争、脱离工农群众的歧途。彭真在报告中，还为他篡党篡国的反革命活动打掩护，放烟幕，说什么：“我们这一代是革命的，希望下一代也都是革命的，至少在革命上和我们一样。”讲完话后，彭贼这个大野心家，还走下主席台，挥手绕场一周，炫耀自己。
9月8日，北京市第五届人代会和市政协开会时，彭真作报告，大肆宣扬资产阶级“自行消灭”的谬论，胡说什么：“老的(资产阶级)改造，自己就灭了；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四不清，自己洗手洗澡，洗了就灭了；自我改造，自己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他大放烟幕，掩盖自己篡党篡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说什么：“我们这里资本主义复辟不可能”，“资产阶级在我国要想复辟，我就不那么相信。”
9月21日，彭真在北京市第五届人代会第一次会上讲话，一面恶毒攻击大跃进是“大跃退”，胡说：“粮食不够吃，肉也很少，蛋也很少，你说大跃进，人家说你大跃退，你跟人家吵什么？还不是吵不清楚”；一面歪曲事实，大肆吹嘘旧市委，吹嘘他自己，说什么在困难时期“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坚持了，没有动摇过”，“在开放自由市场上”北京市“有那么点胆量”，“顶住了”。
9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惟恐中央调走北京市的精密设备，加强××建设，由郑天翔出面，纠集一帮死党，谋划搞北京市小××，转移、隐藏北京的精密设备。
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阴谋借备战为名，扩充地盘，吞并张家口地委。刘仁曾说：“如果把张家口划归北京，我们就有了××，粮食也可以自给。”郑天翔更露骨地叫嚷：“把张家口划过来，我想当张北王。”
11月，刘仁在白庙四清中，变本加厉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四清路线，大搞神秘化，采用地下党的办法进行扎根串连，并炮制出一个黑报告，送刘少奇，刘少奇称赞“很好”。接着，刘仁在白庙一次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座谈会上大肆放毒。这次谈话以《点起贫农下中农的革命火焰》为题在《北京农村四清报》上发表后，受到在翟里蹲点的戚本禹同志的严正批判。这一下触怒了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刘仁、郑天翔、赵凡。彭贼公开出面包庇刘仁，攻击戚本禹同志，说：“刘仁讲话，从来就是那个口气”，“刘仁是熟悉农村情况的，戚本禹的批评也太片面了。”并亲自找戚本禹同志谈话，进行打击，还勒令旧中宣部批评戚本禹同志，同时准备在《北京农村四清报》上组织对戚本禹同志的围攻。他们甚至还搬出黑后台刘少奇，借以吓人。彭贼指使赵凡出面，向刘少奇写了一个包庇刘仁、攻击戚本禹同志的黑报告。在刘少奇召开的一次汇报会上，刘少奇和彭真串通一气，包庇刘仁过了关。
12月28日—30日，旧市委召开全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凡、贾庭三被彭刘提为旧市委书记处书记，王炯、王纯、邢相生、崔月犁、项子明、贾星五等提为常委，以加强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会上讨论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肆吹捧刘少奇，说什么这封信“抓住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一个根本问题，抓住了全党的活思想”等等。彭贼在会上讲话大肆吹捧中国的赫鲁晓夫，把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所谓“蹲点”吹嘘为“革命化”，“改变了我们的局面，”“起了这么大的进步作用”。说旧市委“离刘少奇思想近了一步”，公然用“刘少奇思想”代替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真是狗胆包天！是可忍，孰不可忍?！
12月，彭真召集郑天翔、贾庭三、王汉斌谋划，提出在工厂社教中搞“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协会”。名为“组织阶级队伍”，实则大整工人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郑天翔立即秉承彭贼旨意，炮制了汽车修配厂和轴承厂成立“革命工协”的“经验”，在全市推广。刘少奇看到后，立即批示印发当时正在开会的中央工作会议，说这是一种“好形式”。
本年，旧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疯狂推行刘少奇的“托拉斯”。一九六二年前，他们即着手搞所谓“行业调整”的试点。一九六四年，全面推广，对地方工业一百一十三个行业进行系统“调整”，到一九六五年底先后成立四十六个总厂或公司。
年初，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彭真在四清运动中推行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怕得要命，恨得要死，疯狂地抵制和反对“二十三条”，竭力破坏城乡四清运动。同时更加露骨地反对和破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下半年，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复灭的前夕，猖狂活动，负隅顽抗。
1月4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继续窃居国家主席职位，彭真亲自指挥，开动一切宣传机器，突出中国的赫鲁晓夫，旧市委组织几万人到天安门广场“祝贺”，为刘修篡党篡国大造舆论。
1月，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彻底批判了刘少奇、彭真等炮制的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四清路线，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极为仇视，策划一系列阴谋活动，对抗、抵制“二十三条”，破坏四清运动。
1月21日和23日，彭真两次作报告，打着贯彻“二十二条”的幌子，全面彻底地歪曲、篡改“二十三条”。他胡说“二十三条”是反“左”的，摆出“纠偏”的姿态，恶毒诬蔑群众运动“浮动”、“乱斗”、“死人”、“发生了很多问题”，勒令工作队“主动”、“彻底”检查“错误”，向走资派“赔不是”，大骂“贫下中农也不能不讲理”。命令运动来个“急刹车”，“停下来搞生产，搞教学”。并且竭力为走资派开脱罪责，不许群众斗争他们。
彭真和刘仁还攻击四清运动“整得人提心吊胆，伤害了许多好人”，“弄得机关死气沉沉，连党内民主也没有了”，“看样子咱们也快造成斯大林时那种局面了”，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他们搞急刹车，进行反攻倒算制造舆论。
1月中、下旬，旧市委召开工作会议，拒不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不学习和贯彻“二十三条”，却拼命贯彻彭真1月21日和23日的黑报告。同时竭力煽动走资派反攻倒算。彭贼指挥项子明、宋硕鼓动陆平翻案，说：“你想想，究竟是张××(北大中央工作队队长)代表中央，还是彭真代表中央？为什么对北大社教运动有意见，你不敢在会上讲？”陆平、彭佩云心领神会，在宋硕、王汉斌(彭佩云的丈夫)帮助下，起草了翻案发言稿，向北大社教猖狂反扑。这个发言稿经彭贼亲自修改，报送刘少奇、邓小平。邓小平说：“陆平的发言不错，态度很温和，道理也是好的，彭佩云的发言我很欣赏。”在会上和陆、彭同时翻案的还有京棉二厂的宋汀、朝阳医院的阎毅、石景山发电厂的李锡铭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月25日，旧市委召开正在开展四清运动的通县地区十万人广播大会。彭真亲临讲话，再次大反“二十三条”。他否认北京市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大肆吹嘘“成绩”，给自己评“功”摆“好”。他故意不分阶级，狂叫“不管干部，不管群众，一律平等”，“不管是谁，有错都得改”，恶毒诬蔑革命的工作队员是“以为自己总是一贯正确，有了错误还把错误说成是正确的人”，“不仅思想方法不对，党性也不纯”，咒骂贫下中农也有“错误”。而对党内走资派则关怀备至，为他们的罪行开脱。他还以生产来抵制运动，威胁说：“破坏生产就是破坏我们整个事业，非追究责任不可。”
这个黑报告深得刘、邓称赞。刘少奇说这是个“好报告”，“既不伤元气，又向各种人说了话”；邓小平也说：“通县经验很好，传得快，问题解决得快，准备批发全国。”
1月28日—31日，旧市委召开通县四清地区四级干部会，在彭贼的黑报告指导下，搞所谓“自觉洗手洗澡”，实则对走资派“火线救驾”。
2月5日，旧市委召开农村四清工作座谈会，彭贼再次贩卖他反对“二十三条”的黑货，公然煽动怀疑“二十三条”，胡说什么“‘二十三条’是不是都正确，要作下来以后看”。
2月17日，“三家村”主将廖沫沙在旧《北京日报》上抛出假检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这是旧市委导演的一幕丑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廖沫沙抛出大毒草《有鬼无害论》后，被毛主席及时发现并进行了批判。彭贼对毛主席的批判一直拒不传达，只让刘仁和廖“个别谈话”了事。彭真、刘仁还派廖担任北京市和大代表团团长去日本访问，并欺骗中央，说廖“工作积极，政治上没问题，反修观点明确”。廖回国后，旧市委就帮他炮制、发表了这个假检讨，把廖贼的严重罪行，说成是“不自觉的”“思想认识”问题，妄图蒙混过关。
2月，彭真为了破坏京剧改革，指使亲信李琪开列出《海瑞背纤》、《于谦》等一百出旧戏，准备公开上演。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指使下，北京市舞台上又刮起了复辟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牛鬼蛇神的黑风。
2月18日，旧市委召开农村四清分团书记会议，彭真到场讲话。这是彭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第五次亲自出马大反“二十三条”。在这次讲话中，他更加露骨地包庇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胡说什么“贪污一万斤粮食交代了也不戴帽子，有个两万斤的人如果交代的好，也可以不戴帽子”，“有反革命活动的，搞得历史很长，那不行，主要以最近几年为根据。反动富农，也只是讲最近几年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彭贼还大肆鼓吹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和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胡说干部的主要条件是有“长期生产经验”，讲到党员条件时，他鼓吹“搞那么几条，……这几条只要人家愿作党员还可以做得起的，不要人家干几天干不起了”，“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不占人家便宜，带头劳动，不偷懒，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所有党员都按这个”。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妄图把党变成刘少奇鼓吹的“好人党”。
2月20日—3月4日，旧市委召开工交三级干部会议。会上，大放彭真一月二十五日在通县广播大会上的讲话录音，给走资派撑腰打气。会上抛出一个《市委关于一九六五年工业交通工作的报告》，玩弄折衷主义的把戏，表面上假惺惺地说“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第一位”，实际上强调“以提高质量发展品种为中心”，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报告》要求继续贯彻执行旧市委关于推行白云石车间党支部黑经验的决定，以抵制毛主席关于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
3月3日，彭真伙同邓小平、陆定一在中央书记处会上明目张胆地篡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公然决定机关、厂矿、学校的四清，一进门就与干部结合。会后，彭贼在北京大力贯彻，郑天翔亲自出马，带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郎冠英等在石钢搞了一套“一上手‘三结合’”的黑经验，并在全市推广。
4月2日，彭真在设计工作会议上作黑报告，宣布设计部门的四清就是搞设计革命化，说什么“这次运动，主要是找出经验教训，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把经验教训总结出来”。妄图取消设计部门的四清运动。
1月—4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学校、工厂、商店和农村大搞翻案活动，疯狂破坏四清运动。
彭贼一月十七日对北京六中的四清运动作黑指示，要六中运动“急刹车”，并指挥张文松、汪家镠等积极为该校走资派翻案。六中问题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九六四年七月，国务院文办调查组到六中调查，揭发了该校走资派的问题。康生同志批示：“六中问题的根子在市委。”刘仁、张文松对康生同志十分仇视，立即组织人去六中调查，企图推翻文办调查组的结论，把矛头指向中央。接着又把他们的黑调查组扩大为四清工作队，正式插手六中运动。同时，刘仁、张文松派调查组和工作队去四中、八中，以搞社教为名，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一九六五年，北京更多的中学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锋芒指向旧市委。彭真急忙指使万里、张文松作镇压革命学生的黑报告，扼杀中学的社教运动。
以戚本禹同志为代表的革命工作队在通县翟里大队四清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动广大贫下中农，斗争了一小撮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取得了巨大胜利。彭真一伙怀恨在心，二月，刘仁、赵凡指使北寺公社分团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苏对翟里工作队百般刁难，赵凡还指使联络员收集戚本禹同志的材料，甚至社员写一张大字报也刊登在绝密的《今日情况》上，送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七月，彭真一伙又向翟里派出了“专案调查组”，为在四清中被斗争的原副大队长、漏划富农分子邓庆福翻案。临行，赵凡交代任务说：“我们和《红旗》闹僵了，这个案子关系到中央和市委的关系问题，你们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意图给翻过来。”“翻案组”进村后与下台的走资派、四类分子打得火热，大刮翻案风，企图全盘否定四清运动的成果。在他们包庇鼓动下，村里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气焰十分嚣张。
与此同时，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还向高各庄大队的工作队(陈伯达同志联系的四清点)开刀，为在运动中揪出的走资派大队长豆子祥、县委书记刘拓翻案。他们给刘少奇写了一个黑报告，大肆攻击中央工作队和陈伯达同志。刘少奇看后，对工作队和陈伯达同志横加攻击，说什么“斗争方式不好”，“揭得不深不透”，“没有养成好作风”等等。彭贼立即指示刘仁、赵凡火速起草了一个执行刘少奇黑指示的“六条办法”，疯狂打击工作队和镇压革命群众，并组织所谓“专案”调查组，为豆子祥、刘拓翻了案。
石钢炼铁厂四清中，整走资派，触怒了彭真、郑天翔。他们对工作队施加压力未逞，找到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在关于石钢四清运动的黑批示中，明目张胆地包庇石铁走资派，要工作队“和工厂党委共同商量把运动和生产搞好”。邓小平则穷凶极恶地压工作队检讨，说“工作队不检讨，队长要撤！”于是，彭真之流就打着刘、邓的黑旗大整工作队，说：“问题通天了，总书记说话了，赶快检讨吧！”并在四清后捏造事实，把石钢炼铁厂封为“大庆式企业”。
郑天翔还秉承彭真旨意，有组织有计划地为一二五厂四清中揪出的走资派厂长苏苇翻案。郑把该厂工作队(中央××部派的)报给旧市委的材料(其中附有摘抄苏日记的一段，说明苏生活糜烂、思想反动)转报邓小平，邓亲自出马支持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反攻倒算，他恶毒地说：“哪个工作队都有错误，哪个工作队都有不实事求是的地方，有的严重，有的好一些，一二五厂出了苏苇的日记，出那个干什么？夫妇不在一起，还不让人家想？是有知识的人，干了无知识的事。”并把工作队长找去训了一顿，迫使工作队作了书面检讨。
四月，万里和旧市委城市四清办公室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在彭真、郑天翔指使下大整京棉二厂的工作队，为该厂被斗对象、走资派冯迈伦及市纺织局长、郑天翔的老婆宋汀翻案。到一九六六年二月，旧市委又玩弄政治阴谋，竟然捏造事实，给京棉二厂贴上“大庆式企业”的标签。
万里、陈克寒于四月十五日出面召开北京饭店全体职工及全市各大饭店科长以上干部会，以旧市委的名义，为北京饭店走资派、旧市委的黑管家殷玉昆翻案，对坚持揭发刘仁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的干部和群众实行残酷镇压，扼杀了北京饭店的四清运动。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刘少奇、邓小平支持下，勾结旧中宣部阎王殿，镇压北大社教运动。三月八日至二十日，召开由万里主持的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一上场万里就秉承邓小平、彭真旨意，全盘否定北大社教运动，替陆平、彭佩云翻案。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斗争，抵制这次黑会。彭真看到革命群众压不下去，就下令：“把底端出来！”万里承旨大叫：“这次会议是中央书记处叫我主持的”，“我的报告都是总书记讲的”，一面恶毒攻击革命派，一面鼓动大小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翻案，煽动说：“你们没有的就不承认，过去承认的，认为不合适的就翻”，“要趁工作组在时翻，一律翻！”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每日派出大批娄罗，在会下积极进行“个别工作”，甚至帮助写翻案材料。彭贼还指使卫生部钱信忠等派人到北大××系调查“放射防护工作情况”，编写假报告，为用放射物残害工人、罪恶深重的反革命分子石幼珊翻案提供“医学”根据。陆平黑帮有主子撑腰，纷纷翻案，个个欢喜若狂，丑态百出，有的甚至在地上翻筋斗打滚。这时宋硕才大出一口气说：“翻了案就散会，我的任务完成了。”四月二日，旧市委又与中宣部阎王殿合谋召开整北大社教工作队的民族饭店会议，撤了原工作队队长的职务，换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立群，并把陆平、彭佩云、常溪萍等塞进了九人领导小组，夺取了北大社教运动的领导权。彭真还指使许立群玩弄“运动暂停，工作组放假”的大阴谋，解散了工作队。七月二十九日，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又召开了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第三次国际饭店会议。彭真派邓拓主持会议，采用分片包围，轮番作战，伪造材料，收买叛徒等卑劣手段，残酷斗争了以聂元梓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然杀气腾腾地狂叫：“我这个地主就是要斗争你们这些贫雇农！”邓拓在会上恶狠狠地指示娄罗们，对左派“要往致命的地方刺，要刺刀见红”。这次会议长达七个月之久，耗费了二十万元人民的血汗，残酷斗争了几百名积极分子。这是一九六五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本年，彭真还千方百计包庇其同党大特务杨尚昆。杨一再在毛主席身边安设窃听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暴露后，彭真在刘邓支持下，急忙调杨作广东省委书记，妄图保存实力，待机再起。
5月4日，赵凡召开四清分团书记会，彭真到场讲话。这是彭贼一月以来第六次出马作破坏四清的黑报告。他在报告中拼命宣扬“以生产为中心”，“一切工作都要在生产上表现出来”，企图以生产压革命。彭贼再次煽动被赶下台的走资派反攻倒算，让他们把“牢骚”“发完”；勒令工作队和贫下中农“承认错误”，给走资派“赶快平反”，“恢复名誉”，并公然提出起用贪污盗窃分子当干部，胡说什么“坚决和地球开战，这就是很高的道德”，强调“要与下台的干部关系搞好，……这个关系没有搞好，天王老子来了，生产也搞不好”。会后，基层走资派十分嚣张，很多都重新上台，掀起一股反攻倒算的黑风。
6月，彭真在旧市委书记处会上，含沙射影恶毒攻击毛主席，疯狂叫嚣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下台。郑天翔也狗胆包天地攻击毛主席“这几年没出什么著作”，“上了年纪，老练了，但是精力不行了”，而对彭真却大肆吹嘘，散布：“跟毛主席首先要跟彭真，做毛主席的学生，首先做彭真、刘仁的学生”，“北京市就靠吃彭真的这碗饭了。”
6月10日，旧市委发出《关于号召学习背篓商店的通知》。“背篓商店”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于一九六四年九月树起的假典型。彭真、万里、陈克寒亲自出马，给不学习毛主席著作、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背篓商店”贴金，贩卖“背篓精神”，捞取政治资本，为在商业战线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6月29日，彭真亲自出马向北大社教工作队和北大党员干部作报告，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大叫“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恩格斯还犯错误”，“如果我们有谁以为自己比马克思、恩格斯还高明，以为百分之百正确，那就相当的自高自大，相当的自以为是，骄傲自满”，“一切人在真理面前都平等，连毛主席在真理面前也是平等的”。
7月3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针对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一个班学生负担过重、健康恶化的情况，发出“七·三”指示：“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以毛主席的指示严加封锁，彭真恶意歪曲“七·三”指示的精神实质，把毛主席批评学生负担过重的原因归结为“多头领导”，“课外活动过多”，并指示大砍政治活动。八月彭真又攻击毛主席的“七·三”批示说：“主席讲的话，有些是从战略上讲的，不能照样子搬下去，对主席讲的话要辩证地理解，不要形而上学。”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7月，旧市委对小学社教运动作黑指示，强调小学“特殊”，胡说“二十三条”“不是每条都能套得上的”，拒不贯彻“二十三条”。并把小学四清运动的名称改为“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会”，实际是取消四清运动。万里在七月十六日的报告中，把运动引向检查教师不安心小学工作的个人主义，以大整群众，包庇走资派和混入教师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右。在邓拓、万里、张文松的直接控制下，近郊六个区第一批二百四十所小学“社教”运动走了过场。
7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搞反革命独立王国，极力抵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北京市派干部。郑天翔亲自出马写了一个通知，下达全市，规定对中央派来的干部，事先未报旧市委批准的，一律禁止接受，甚至国务院各部向其直属企业派干部也要报旧市委批准。他指示旧市委各部“要顶住，顶不住就请示市委”。
7月8日—12日，旧市委召开扩大全会，以讨论学习毛主席著作之名，行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之实。八日，万里作报告，恶毒攻击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说：“要把学习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千万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只追求学习的人数、次数、篇数、时间，不要只是追求记了多少笔记。”他诬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负担过重”，妨碍了“劳逸结合”，提倡“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自由学习，实际是阻止和破坏群众学习。十二日，郑天翔作总结报告，再次攻击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搞形式主义”、“强迫命令”，妨碍“劳逸结合”。他极力掩盖旧市委长期以来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滔天罪行，把北京当前学习毛主席著作方面的问题归纳为“两个问题”，一是“负责干部”带头不够，一是“抓典型”不力，接着就把根本不学习毛主席著作、道德败坏、刚受党纪处分的市供销社主任杜逢明，捧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样板”，大肆宣扬，用来抵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7月23日—8月4日，旧市委召开工交工作会议。会上，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打肿脸充胖子，大肆吹嘘北京工业的“成绩”；极力贩卖“政治落实到业务上”的修正主义黑货，大树特树黑样板、假典型。郑天翔在总结报告中胡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挂帅，就是要挂到‘赶上、超过’四个字上面。”会上布署：“总的方针仍然是以质量、品种为中心，带动全面生产水平的提高”，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会间，郑天翔还对亲信说：“彭真指示，北京要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向中央写一个好报告，经中央批转全国”。妄图在工业上，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流毒全国。
8月7日，旧市委大学部组织高校应届毕业生大会。彭真作黑报告，有意贬低毛主席的崇高威信，露骨地反对林彪同志提出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指示，胡说“学了不一定都用得上”，“联系实际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并再次贩卖他的“重在表现”的黑货，反对党的阶级路线。
8月，旧市委在怀柔县召开北京市小麦会议。会上彭真竭力吹嘘旧市委，明目张胆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学大寨的指示，说：“我们过去最大问题，是北京有许多先进单位不去总结推广，却跑到外地很远去找，总认为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结果别人还是从我们这里学去的。”
9月7日，北京市人代会第五届第二次会议开场，彭贼到会作黑报告，再次歪曲“二十三条”，保护走资派，胡说这次四清“主要搞那些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闹单干的，……或是地主、富农、资本家想搞复辟的，主要是整这一类的”。并故意掩盖文化战线上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放烟幕说：“拿艺术来讲，这个时期有很大进步”，“现在有一点思想上的毛病，主要是学习，主要是正面教育”。万里在会上作了《关于北京市商业工作的报告》，蓄意掩盖商业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9月12日，彭真亲自出马主持的农业黑会——旧市委扩大全会开场。会上，郑天翔作了题为《扎扎实实地开展农业战线上的比学赶帮超运动》的黑报告，极力为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歌功颂德，大肆吹嘘北京的所谓“典型”，把南韩继、富合等假先进单位吹得比大寨还好，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报告还贩卖技术挂帅、物质刺激、生产好就是政治好的修正主义黑货。
彭贼在会上得意忘形，一面自吹自擂“顶住了黑风”，没有作“随风飘”的“氢气球”，一面含沙射影恶毒攻击毛主席，说“有人反对杨献珍，实际上自己就是杨献珍，不一分为二”。同时，对抗毛主席“抓革命，促出产”的伟大号召，鼓吹什么“比学赶帮超”是“领导农业的基本方法”。会后，旧《北京日报》大作文章，为之吹嘘。
9月，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早就觉察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急先锋、“三家村”干将吴晗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问题。在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提出要批判吴晗，并当面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狡猾地回避问题的实质，只答：“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会下，彭贼慌了手脚，马上打电话告诉郑天翔，并让他转告万里、邓拓。他们对毛主席指示拒不传达，极力对抗。
9月23日，彭真在旧文化部召开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作黑报告。他歇斯底里大发作，多次疯狂地指名攻击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什么“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
9月30日，毛主席指示，城市医疗单位要抽调三分之一的医务人员，组织下乡医疗队，为农民服务。刘仁公然反对，指示友谊医院党委“不要去那么多人”。结果只抽了十分之一，而且质量很低。
10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精心炮制的黑记录影片《北京农业大跃进》出笼。此片五月开拍，彭真派“三家村”黑店大老板邓拓挂帅。邓拓公开鼓吹这部片子要“充分地”把旧市委“领导”的农业“成绩”反映出来；“通过电影”证明“(北京)有些大寨式的单位，比大寨搞得还早”，猖狂地和毛主席树立的大寨红旗分庭抗礼。影片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否定三面红旗，大力兜售物质刺激、技术挂帅的修正主义黑货；更不能容忍的是影片炮制者恶意贬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却无耻地把彭真、刘仁等黑书记全部塞上银幕(后感到太露骨，只保留了彭真的丑相)。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拍摄这部黑影片十分重视，彭真亲自出马审查三次，有一次彭真竟动员旧市委、旧市人委七百余人共同审查。彭真在九月二十九日审查时，下令：“这部片子要在郊区各生产大队放两遍，一定要到全国放映，还要拿到国外放映，特别要到兄弟国家放映。”在十月二十二日审查时，彭真还布置郑天翔、邓拓再炮制一个《北京工业大跃进》的电影。
11月10日，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在江青同志的具体指导下，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视为洪水猛兽，立即派人到上海了解姚文元同志文章的背景；郑天翔还派人翻阅报纸，专查上海有关方面的文章，企图抓上海革命同志的“小辫子”。
11月12日，范瑾找郑天翔、邓拓、李琪密谋封锁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邓拓请示彭真，彭贼恶狠狠地说：“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
11月11日—28日，在十八天内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旧中宣部阎王殿严密控制北京各报刊，一律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彭真曾召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许立群、林默涵、胡绳、姚溱、吴冷西、范若愚、邓拓、李琪、范瑾等到他家开会，他大肆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什么事先不打招呼？”“党性哪里去了?”同时，竭力美化吴晗，把反共老手吴晗说成是“民主教授”，“反右时表现很积极”。彭真还替大毒草《论海瑞》打保票，说“没什么问题”。又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就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
11月24日，鉴于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毛主席指示上海出小册子。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征求订数，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下令北京新华书店拒不复电。
11月28日，在周总理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彭贼一到就问邓拓：“吴晗现在怎样？”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贼歇斯底里地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看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恶毒地把矛头指向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并加了旗帜鲜明的编者按，一针见血地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在广大群众压力和周总理追问下，旧《北京日报》拖延了十八天，被迫转载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却加了一个别有用心的编者按，回避政治问题，鼓吹纯学术讨论。这个按语是彭真把刘仁、万里、郑天翔、邓拓、范瑾、李琪找到家中共同精心炮制、由彭贼亲自定稿的。
11月，苏修要召开二十三大，刘少奇指使彭真参加，密谋投靠苏修。当党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之后，彭贼还执意要去，并亲自动手起草发言稿。阴谋未逞。彭贼便在我《人民日报》发表《驳苏共新领导所谓“联合行动”》前两天，紧急接见苏修驻华大使拉宾。接见时，亲切非凡，谈笑风生，彭贼向苏修泄露了我工业布局、××建设、城市人口疏散、四清运动等大量国家机密。接见前，彭贼对陪同接见的范瑾、辛毅说：“过两天报上要发表文章了，今天不谈，以后就不好谈了。”
12月1日，彭真在他家里召集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及旧中宣部周扬、许立群、胡绳、姚溱、吴冷西等开黑会，继续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竭力包庇吴晗。
彭贼大肆鼓吹“放”的方针，实际上是只许右派放毒，不许左派反击。他说什么“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赞成姚文元的各种意见都讲，才好讨论，要采取‘放’的方针，要组织一些有名人士写文章”。当即授意周扬组织人写包庇吴晗的文章。
彭贼恶毒攻击《解放军报》按语，胡说什么：“这样一说，别人就不好发表意见了。”
在这个会上，彭真要邓拓转告吴晗：“想不通可以保留，可以申辩。”鼓励吴晗顽抗。
12月2日，邓拓秉承彭真旨意在旧《北京日报》社召开的座谈会上，恶毒攻击《解放军报》的按语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是因为军队内部教育，军队内部不能争鸣。其实现在并没有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还别有用心地混淆是非，说：“文章可以说明吴晗错的地方，也可以举出他对的地方，姚文元也一样。”
12月8日，彭真、刘仁指使邓拓、范瑾给吴晗写了一封黑信，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为吴的假检讨定调子。还鼓动吴晗顽守阵地，进行反扑，说：“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是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当充分发表，不必顾虑重重。”“《人民日报》的按语是中央审过的，《北京日报》的按语是市委审过的。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两个按语去做。”
12月9日，在旧市委召开的纪念“一二·九”大会上，蒋南翔肉麻地吹捧刘少奇和彭真。彭贼得意洋洋，频频起立，点头哈腰，丑态百出。
12月10日，彭真在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胡说什么：“毛泽东思想也不能完全教会人民，只教会一半，至少那一半要反面教员才能把他们教好。”他还极力掩盖文化领域内严重的阶级斗争，说这几年作品少，“主要怨中央”，“现在××万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了，这是件很可喜的事情，几年以后将会产生很多好的作品。”
晚，彭贼伙同旧市委头目在广播剧场以审查出国节目为名，大看旧戏。彭贼说：“出国演出京剧现代戏，不一定要演《红灯记》。出国演出是讲友好，不是宣传革命。”
12月12日，彭真指使邓拓化名向阳生在《前线》和旧《北京日报》上同时抛出了大毒草《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替吴晗开脱罪责，并企图把这场你死我活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引入“纯学术”讨论的邪路。这株大毒草是彭真精心修改、旧市委书记处讨论定稿的。彭真还指示范瑾说：“你们要登全国各地报刊对各种学术问题的讨论摘要，题目多，参加讨论的人就多，象看大世界一样，混战一场”，“越乱越好，越宽越好”。企图把水搅浑，转移目标。
12月13日，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急先锋邓拓、范瑾在旧市委大学部召开文科院校大学生座谈会，拉拢毒害青年学生，为旧《北京日报》收罗包庇吴晗的稿件。邓拓还公然煽动青年不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说：“党从来反对盲目性，毛主席就从来没有说过让我们一定要听他的话。”
11月29日—12月16日，旧市委召开工作会议。彭真亲自出马放毒，大讲反对毛主席的黑话，说什么“在党内，真理在谁手里就得听谁的，党要听人意见，不然免不了栽跟斗！”又说：“干部老的不考虑后事、未来事件还行？”为阴谋篡党篡国制造舆论。彭贼吹嘘北京工作“作得不错”，问题就是“有了成绩容易骄傲”，妄图蛊惑人心，保住他十几年来经营的独立王国，负隅顽抗。
会议休息中间，彭贼找吴晗谈话说：“你是民主教授，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讲。”鼓动吴晗伺机反扑！
12月15日，在彭真授意下，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蒋南翔、宋硕、陆平、魏明等阴谋策划把文科学生赶下乡，以阻止革命师生对吴晗的批判。
12月21日和22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与陈伯达、康生、艾思奇等同志谈话中两次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彭贼立即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竭力包庇吴晗。
12月23日，彭真要求单独同毛主席谈话。谈话后，彭贼故意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造谣说：吴晗的问题要在两个月后作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这个谣言彭贼在许多场合散布过。
12月27日，旧《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假检讨、真进攻的大毒草《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篇文章，是经过彭真授意、旧市委书记处讨论、邓拓修改的。彭贼下令《人民日报》转载，并按照他的意图写按语。
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彭真授意周扬之流写的署名方求的大毒草《＜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对吴晗假批判、真包庇。吴晗曾经说过这篇文章和向阳生(邓拓)的文章“对我帮助最大”。
12月31日，彭真电话指使范瑾：“找一批与吴晗观点相同的文章，放手‘放’。”给毒草大开绿灯，企图“混战一场”。随后，旧《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发表了大批右派文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汹涌澎湃，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垂死的挣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五·一六”通知，宣判了彭真黑王朝的死刑。
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及部队有关负责人开会。会上，他有意隐瞒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重要指示。康生同志当即戳穿了他的阴谋。
彭贼在这一天和十一日两次纠集旧市委书记处和李琪、范瑾密谋，包庇吴晗。彭真造谣说：“姚文元文章主席看了不满意。”
1月8日，旧《北京日报》发表彭真指示李琪(署名李东石)炮制的大毒草《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再次掩盖吴晗的要害，玩弄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
1月13日—18日戚本禹同志的批判吴晗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送旧中宣部“审查”，被许立群、姚溱等一直压着。彭贼叫许立群告诉戚本禹同志“文章要修改，不能联系到庐山会议”，并破口大骂：“不能象学阀那样，自己的文章改不得”。
戚本禹同志又把文章送给彭真“审查”。彭贼叫秘书诡称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有意刁难和阻挠。
1月14日和20日，彭真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和驻外使节会上讲话，恶毒影射攻击毛主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人有过。圣贤无过是骗人的。”诬蔑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个人迷信”，诬蔑毛主席“有错误”，攻击毛泽东思想“不完整”，“并不是每句话都是正确的。”
万里在不久举行的所谓北京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上，恶毒诬蔑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穿靴戴帽”，“形式主义”。
1月16日，彭真在家纠集许立群、吴冷西、姚溱、胡绳、范若愚、范瑾、李琪等开黑会。彭贼再次替吴晗邓拓打保票说：市委查了，没有材料证明吴晗和彭德怀有关系，邓拓在经济困难时期对三面红旗还是坚定的。再次提出在北京开展所谓“有领导的混战”，并布置许立群搜集左派的材料，企图转移目标，继续包庇“三家村”。
1月17日，彭贼指使许立群召开《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编辑部开会，扬言：“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
1月31日，彭真在家召集许立群、吴冷西、姚溱、胡绳、范若愚、范瑾等开会，让许立群汇报搜集左派材料的情况。彭真扬言对左派要“整风”。对吴晗则表扬说“最近态度还好”，并叫范瑾转告郑天翔，吴晗想不通的问题可以保留，不必强迫他接受。
会后，彭真要许立群马上把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七个黑材料送给他。
1月，郑天翔恶毒诬蔑大庆，抗拒毛主席发出的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他说：“大庆之所以成为大庆，就是因为出了油，没有油，就不成其为大庆。”一九六五年八月，他在旧市委常委会上还说过：“学大庆，学什么，不清楚。什么叫革命化的工厂，现在没有规格，没有样板，主要是抓新技术，新品种，自己创，生产上打出个水平来。”疯狂反对用毛泽东思想办企业。为了抵制学大庆，并为摇摇欲坠的黑帮王朝捞取政治资本，他们指使旧市委工交政治部、研究室、新华社北京分社，旧＜北京日报＞组织大批人马，编造材料，将四清运动中问题严重的石钢炼铁厂、京棉二厂等封为“大庆式企业”。
2月3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刘仁、郑天翔参加了这次会。会上康生同志同彭真一伙展开了激烈斗争。一开始，许立群把同彭真事先密谋炮制的一套东西抛出来，胡说什么“老教授和学者很紧张”，“如若一谈政治问题，许多人就不敢讲话了，目前文章不宜讲庐山会议”，“有些文章火气太大，妨碍展开讨论，要纠正这种偏向”。许立群话音未落，彭真马上表示支持，叫嚷：“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他要刘仁、郑天翔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还强调“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在会上同彭贼相配合，大反斯大林，攻击毛主席。
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康生同志针锋相对地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革命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吴晗，揭露吴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来谈。康生同志还指名批评许立群不搜集吴晗材料，专门搜集左派的材料(会上彭真散发了这些材料)。
就在这次会上，彭真提出成立所谓学术批判办公室，封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散会时，彭真要许立群和姚溱给他起草一个“汇报提纲”，并说要简明、要快。
当晚，彭真把许立群，姚溱叫到自己家里，密谈了几个小时，大讲他对“汇报提纲”的意见。晚十一点左右，彭贼又给许立群打电话，问“提纲”明天能否搞出来。许说：明天一定给你吧。许问：会上意见不集中，怎么写法好?彭贼说：“可以照我最后讲的写嘛！”
2月4日，彭真纠集许立群、姚溱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钓鱼台关起门来背着同住一个楼上的“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根据彭真的旨意，炮制了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草稿。许、姚起草《提纲》时，有意把“五人小组”篡改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阴谋为彭贼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制造舆论。
深夜十二点多钟，吴冷西把《汇报提纲》送彭真。彭贼在上面批了一句“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讨论和商酌”，就送给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同日，郑天翔向邓拓、李琪、范瑾、项子明传达所谓五人小组会议精神，并让这群狗党看了会议文件。郑嚣张地说：“戚本禹也有错误！”邓拓则叫嚷：“我的手上也有别人不少辫子。”
2月5日，下午三点，在刘少奇家里，由刘亲自主持开会讨论并通过了《二月提纲》。
彭真问刘少奇和邓小平有什么意见，刘少奇欣然同意说：“没有什么意见。”邓小平也说没有意见。彭真又问刘少奇：是不是就照这个提法向毛主席汇报？刘说：“可以这样！”
2月7日，彭贼率领许立群、胡绳、吴冷西一道乘飞机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行前，姚溱向许立群密告彭真的意见，要许汇报时“第一，要概括些；第二，要把邓拓、关锋一起讲。”途中，彭真又当面同许立群商定欺骗毛主席的汇报办法，并给许立群封官许愿说：“中宣部以后就是你搞了。”
2月8日，彭真一伙向毛主席作所谓“汇报”。彭贼仍采取惯用的欺骗手法，让许立群、胡绳先讲，然后由他作一些补充和插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有关的。这次，毛主席又当面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不敢正面回答，说：“从当时思潮上看，他不是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彭真事后却故意造谣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汇报时，彭真否定解放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他恶毒诬蔑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他说这回要做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地反对和驳斥了彭贼的谬论，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决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这里也就戳穿了彭贼假造说毛主席主张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当彭真提出要用“整风”来整左派时，毛主席立即反驳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攻击关锋同志的杂文时，毛主席明确指出：“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粉碎了彭真一伙企图整左派的阴谋。
从这一系列问题，表明毛主席是根本不赞成这个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彭贼狗胆包天，竟公然对抗毛主席，汇报完回到住处后就造谣说：“毛主席已同意把《提纲》发给全党。”其实汇报过程中，始终未提出把《提纲》作为文件批发，在这之前，彭真根本未让毛主席看过《提纲》。
晚饭后，彭真叫许立群、胡绳再次修改《提纲》，并起草了所谓“中央批语”。然后把所谓“中央批语”和修改了的《汇报提纲》急忙送刘、邓批转。
这时，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野心家们利令智昏，得意忘形，以为他们篡党篡国的美梦快要实现了。当天深夜彭真又把许立群、胡绳叫到自己的卧室，摆着地图，告诉许、胡：“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们这些秀才，也该关心一下天下大事了。××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战场。罗瑞卿这个人，最熟悉地形。我准备去××看看，你们自己去不去自己决定，反正飞机上留着座位。”一语泄露了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他们的总后台篡党、篡政、篡军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的天机。
2月9日，彭真和吴冷西、许立群、胡绳一起散步时，又一次得意洋洋地说：这是出乎意料的“胜利”，今后就看你们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切照《提纲》办吧。
2月12日，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下，彭真盗用党中央名义，把他的黑《提纲》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2月19日，许立群和胡绳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人八十多人传达讨论《二月提纲》。邓拓和陆平竟被分别指定为第一小组和第二小组召集人。
许立群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所谓传达，只字不讲毛主席的指示，竭力贩卖彭真的反革命黑货。他传达彭的黑话说：“要先立后破，不能光当爆破筒，只有真正的立，才能彻底的破。要‘放’，不要只抓住政治问题不放，对吴晗也不要仅限于政治问题，只想给他们个政治结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以势压人”。
2月20日—28日，当北京正在讨论《汇报提纲》的时候，彭真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到四川去了。彭真与西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李井泉勾勾搭搭，频繁密谈。
彭贼从西南回来后，立即找郑天翔密谋，要郑承担北京包×钢厂建设的任务。本来在年初冶金部布置时，郑对此不满，大叫“不合理”，此时却一反常态，表示要“全力以赴”。这是彭贼插手内地为阴谋篡党篡国作准备的野心的又一次大暴露。彭贼还造谣说：毛主席让他过问一下北京军区的工作，并和刘仁、郑天翔、万里密谋向军队伸手的问题。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复灭前夕，加紧准备反革命政变。
2月，旧市委召开北京市第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议竟吸收中农、上中农代表和地富子女代表一百三十四人参加。彭贼亲自到会放毒。他谈到四清问题时，公然包庇农村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胡说什么“四清就是我们干部和群众一块整风”，“干部有四不清，我们有责任”，地主、富农在旧社会“也没有他们好过的日子”。
2月—3月，彭真极力包庇罗瑞卿、陆定一。一九六五年底罗瑞卿被揪出来之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公开为罗辩护。一九六六年二月，旧市委传达党中央关于罗瑞卿问题的通知时，郑天翔主持会议，念完文件后，说：“彭真让我向大家补充一句，罗瑞卿问题的性质，党中央还没有作结论。”
彭真还在中央召开的揭发、批判罗瑞卿的工作小组会上竭力包庇罗，不准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写罗恶毒攻击毛主席的罪行，不准写罗和杨尚昆、肖向荣、梁必业、杨献珍的黑关系，掩盖要害，为罗开脱罪责。彭贼还连续五次追查谁向林彪同志报告的，谁起草的向中央的报告。林彪同志及时地识破了彭真的阴谋诡计，使他的阴谋没有得逞。
长期以来，陆定一伙同他的老婆严慰冰用匿名信恶毒攻击、咒骂林彪同志。这一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败露后，彭真、陆定一慌了手脚，立即纠集旧中宣部、旧卫生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策划包庇严犯的假会诊，把严犯诊断为“精神病”，以欺骗中央，掩盖他们的罪行。彭贼并庇护陆贼到南方“休养”避风。
3月1日，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急先锋宋硕连续两次召开高等院校党委书记、党员干部和教师开黑会，大力兜售彭真的反革命《二月提纲》。
3月2日，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保护吴晗，叫他化名“老李”，到昌平搞“四清”。彭真从南方回来后，就造谣说：“主席说了，吴晗批判后还可以当副市长。邓拓不过写些杂文，不是什么大问题。”彭贼为包庇“三家村”竟冒毛主席的名义造谣，真是罪该万死！
3月11日，上海市革命同志问旧中宣部：“学阀是否有所指？”彭贼叫许立群回答：“就说我彭真说的：(1)学阀没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2)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说到这里，彭贼怒气冲冲地说：“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3月17日—20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指出：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顽固对抗毛主席的英明指示，负隅顽抗。彭贼布置郑天翔亲自查阅历年毛主席的讲话，同时还大量搜集康生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文章，疯狂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
3月25日，彭真极力鼓吹北大法律系考证《海瑞平冤狱》的“经验”，引导学生钻古书堆。彭贼听说写赞同吴晗、攻击姚文元同志文章的时汉人“有压力”，就发出黑指示说：“时汉人受了压力，时汉人有不同意见可以再写，不要大帽子压，拿大帽子压不解决问题。不讲理是学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命令旧市委大学部去做工作，鼓动右派进攻。
3月21日—4月21日，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复灭前夕作垂死挣扎，召开了旧市委工交会议。郑天翔在会上，以总结八年来工业方面的“经验”为名，大肆吹嘘彭真和旧市委，极力为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政变集团歌功颂德，捞取政治资本。会上有人批评旧市委不突出政治，三面红旗举得不高，郑天翔老羞成怒，大叫旧市委“高举了三面红旗，这是三八线，不能再退了！”决心顽抗到底。
3月26日，彭真利用送刘少奇出国访问的机会，和许立群两人坐在汽车里密谋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彭对许说：“你是常委副部长，今后有人批评中宣部，你要把担子挑起来。”“你有什么还是说什么，不行，我支持你。”还告诉许立群：“遇到什么问题，检讨什么问题，要化整为零。”汽车停在飞机场，因为周总理和康生同志在场，许立群唯恐暴露了他们的密谈，一直躲在汽车里不敢出来。
彭真还在机场和刘仁、郑天翔、万里密谋把文科大学生赶下乡去，破坏文化大革命。之后，彭贼要邓拓挂帅，以实行半工半读为名，在最短期内，把北京各校一万多名文科大学生轰下乡去，没房子，就赶制帐蓬。
3月下旬，日修头子宫本显治来华。邓小平、彭真勾结宫本，企图发表投靠苏修的“联合声明”，幸被毛主席及时发现，批评制止。但彭贼心不死，在工人体育馆为宫本召集一万五千人的欢迎大会，让宫本利用我们的讲台大肆兜售苏修的“联合行动”的黑货。彭真还拍着宫本的肩膀，肉麻地说：“你的讲话很好。”
3月28日—30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康生同志谈了两次话，然后又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了一次话，批评彭真的《二月提纲》混淆了阶级界限，是非不分，压制群众，束缚群众，包庇坏人，搞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3月31日，康生同志向彭真详细传达了毛主席三月二十八日的指示。彭贼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并极力抵赖说，他没有包庇吴晗，只是主张“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
毛主席的批评使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慌了手脚，彭真、刘仁急忙调兵遣将，从房山调回李琪，从顺义调回张文松，准备拼凑班子负隅顽抗。
4月1日，在彭真的指使下，刘仁、郑天翔、万里召集李琪、范瑾、张文松三人开紧急秘密会议。会上万里传达了彭真给“三家村”定的调子，什么“‘三家村’事情要解决，不解决不行，否则更被动”，什么“对邓拓的本质应有一个认识，这是个好人，但世界观有许多不正确观点。”会上制订了包庇“三家村”的罪恶计划，决定在廿人的小范围内对邓拓进行假批判。组织了专门班子，由刘仁、万里、郑天翔组成“三人领导小组”，李琪、范瑾、张文松、宋硕组成“四人办公室”，设在彭真家里。彭贼提出：“公开批判不好掌握”，决定停办《前线》，集中力量加强旧《北京日报》。继续负隅顽抗。
4月2日，彭真亲自打电话找吴冷西、胡绳密谈两三小时，策划给中央写假检讨。彭贼顽固地对抗毛主席，只承认在“学术批判”这一方面有“错误、缺点”。
彭真找刘仁、郑天翔、万里谋划包庇邓拓的计划。彭真为遮人耳目，提出让邓辞去旧市委书记职务，去专管高等学校文科学生下乡工作，后又打算把邓调到顺义县，保护起来。
《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扣压了了两个半月。
4月3日，旧市委常委会破例在彭真家里举行。彭贼在会上继续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胡说什么：“我各方面都不落后，在工业、农业、国际反修、阶级斗争都不落后，困难时期北京坚持了三面红旗，顶住了单干风，教育上半落后，只是文化上我是外行落后了，原因是我不懂。”胡说邓拓“不反党”“是左派”，当面鼓动邓拓“轻装上阵，参加这场斗争”。彭贼还偷偷地把未经中央正式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记要》拿给反革命同伙偷看，以便窥测方向。
4月5日，下午彭真在家纠集了一批死党开黑会，与会者的名单是经彭贼亲自圈定的，有许立群、吴冷西、林默涵、李琪、张文松、宋硕等十七人，密谋破坏和对抗文化大革命。会上彭贼大讲江湖黑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请大家帮忙。”“拉一把比踩一脚好。”他明目张胆地为邓拓开脱说：“邓拓在拥护三面红旗上是好的。”还叫嚷：“左派整风，清理思想”，“烧着谁就是谁”。妄图混水摸鱼，金蝉脱壳，伺机向左派反扑。会后彭贼密令宋硕搜集攻击陈伯达同志的黑材料。
晚七时半，旧市委书记处，在郑天翔主持下召开黑会，搞假批判的鬼把戏。刘仁、郑天翔、万里对邓拓假惺惺地“批评”了一下。邓拓为保住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说什么他犯错误由自己负责，其他人没有责任。会上还讨论了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关于邓拓所犯错误”向中央华北局的假报告。接着旧市委又对邓拓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几次假批判。
同日，《红旗》杂志发表关锋同志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也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月。
4月6日，彭真把刘仁找去，布置宋硕搜集陈伯达等同志的材料，让宋将有关材料直接送他。企图把矛头指向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张文松、李琪、范瑾、在彭贼家中修改黑市委关于邓拓问题向党中央、华北局的假批判、真包庇的报告。彭贼指使其喽啰，“责任要写得含糊一些。”最后彭贼定稿时，将假报告中的一句话“根据邓拓的请求，解除他书记处书记职务”，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在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边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做组织处理。”(这个假报告于四月八日上报中央)。
4月7日，崔月犁、李琪、范瑾、张文松、宋硕等又聚集彭贼家中，修改关于邓拓问题的报告。彭贼再次下黑指示说：“对邓拓要摆事实，讲道理。”张文松等按彭贼意图，抹掉了原稿中“《燕山夜话》发行量很大，影响很大”一段，不提邓拓“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性质。
4月9日—1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周总理参加。首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然后，彭真作了几句形式主义的表态，狡辩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实际上却继续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康生同志陈伯达同志对彭真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最后周总理指出，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4月10日，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彭真亲自主持旧市委常委会议，狡辩说：“毛主席批评了北京，也批评了其他部门，象这样的问题是全国性的。”彭贼还假惺惺地说：“以后我不管北京的事了。”示意要退居幕后指挥。
4月12日，为了统一假批判和邓拓假检讨的口径，邓拓向反革命“四人办公室”进行假检讨，把他的反革命的滔天罪行说成是“思想认识”问题。这个检讨事先已征得“三人领导小组”同意。
4月13日，旧市委常委继续开会。范瑾、张文松紧张地修改“四一六”编者按语，根据郑天翔关于“‘三家村’要区别对待，邓拓不好定性质”的黑指示，把按语中“三家村”的顺序改为吴晗、廖沫沙、邓拓，总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单提邓拓时则不加。足见其阴险狡猾。同时，郑天翔指使张文松、范瑾、李琪到邓拓家中告诉他公开“批判”计划，以让他“有个思想准备”。
4月14日，彭真两次纠集郑天翔、万里、陈克寒等秘密开会，继续炮制“四·一六”编者按语。彭真原提出三个包庇邓拓的方案：一是党内批判；二是公开批判，用邓拓笔名马南邨，三是公开批判，用真名。迫于形势压力，最后选择了第三方案。但是，在精心炮制的编者按中，却把邓拓这个“三家村”的大掌柜放在小伙计地位。有人献计在发表“三家村”材料时，同时发表邓拓的假检讨，彭真就亲自打电话问邓拓能否写个“自我批评”。决心带着反革命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邓拓回答写不了，这个阴谋才没有实现。
4月15日，上午彭真在家中召开旧市委反革命“四人办公室”会议，决定把吴晗这个“车马”抛出去，以保“将帅”。他说：“吴晗这个人是一贯反共的。邓拓在抗日战争时赶着毛驴办报，很艰苦，邓拓对三面红旗还是拥护的，应区别对待。”彭真精心修改了由范瑾、张文松等起草、旧市委常委通过的“四·一六”编者按语，并多次请示了邓小平。按语定稿后，彭真就打电话给邓拓说：“明天就发表批判你的文章了。”并给邓拓打气说：“改了以后还可以做文化战士”。事后郑天翔也对其同党说，这是“挥泪斩马谡呀！”
同时，郑天翔召开全市各单位党委书记会，提前灌输“四·一六”编者按的反党精神。张文松在文教系统，旧团市委副书记汪家镠在团市委五届三次扩大会上，都大肆推销了这一反革命黑货。李琪还把对“三家村”假批判、真包庇的材料和按语送给旧中宣部许立群、林默涵看，三人关门一起密谋。
4月16日，毛主席在杭州亲自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的反党罪行，决定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设立新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彭真在杭州用电话遥控、指挥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顽抗。
在彭真的直接策划下，旧市委在旧《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廖沫沙、邓拓”三个人的材料，同时加上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假批判、真包庇、舍车马、保将帅的“四·一六”编者按。这个编者按选择在彭贼离京开会的这一天出笼，也是经过彭贼精心安排的。这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复灭前夕垂死挣扎，负隅顽抗，企图制造混乱、蒙混过关的政治大骗局。这天，旧《北京日报》和《前线》印刷量猛增，旧市委还让邮局与八大城市联系发行数量，并大搞特务活动，向中央“摸底”，搜集中央机关的反映。
下午，旧市委书记处和“四人办公室”召集会议，听取对“按语”的反映。郑天翔说：“昨天没有告诉廖沫沙是个缺点。”当即派余涤清去廖沫沙处、崔月犁去吴晗处慰问。自己则亲自率领项子明、高戈前往邓拓家探望。郑问邓：“你看了报怎样?”邓拓回答：“我等着批判吧！”郑天翔给邓拓打气说：“既然登了报，就要准备批判，要有思想准备。”对邓拓问寒问暖，百般抚慰，要他好好注意健康。晚上，郑天翔再次让项子明多与丁一岚(邓拓老婆)联系，关心邓拓的情绪表现。
同日，刘仁召集旧市委常委开会听取对“按语”的反映。会上刘仁布置张文松、范瑾，李琪等收集左派材料，把矛头指向康生和关锋等同志。会上决定：凡是群众揭发旧市委书记处的材料，都不登《简报》，只复写两份送书记处传阅，竭力对党中央、毛主席封锁消息。
4月17日，旧市委书记处和反革命“四人办公室”召开会议，两次听取各方面对“四·一六”大阴谋的反映，密谋下步对策。刘仁、郑天翔布置要“观察政治动向，批判重点是吴晗，目标不能转移。”
同时，反革命“三人领导小组”还指使宋硕从高等学校抽调十一个干部给旧《北京日报》社，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服务。
蒋南翔受彭真指使，召集京津两市部分高等学校开座谈会。蒋对抗康生同志指示，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平(北大)、程今吾(北师大)、孙泱(人大)、艾知生(清华)等介绍了“经验”。蒋在会上大贩“四·一六”编者按的黑货。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重要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4月19日，中央书记处通知北京各单位：(1)《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定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2)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这一指示，旧市委一直封锁不向下传达。李富春同志严厉批评了旧市委，尖锐指出“四·六一”按语是“颠倒敌我、颠倒主帅、包庇右派，打击左派”。
彭真通过其臭妖婆张洁清两次向旧市委书记处发黑指示：根据中央“通知”，要把邓拓的问题估计得“严重”些。暗示旧市委书记处采取新的对策。旧市委书记处于是又让张文松等起草第二个“按语”(未出笼)。
4月20日，毛主席批发了揭发彭贼的七个文件给旧市委全体委员，明确指示要北京揭发彭贼的问题。刘仁接到文件后慌了手脚，立即找郑天翔、万里等密谋对策，决定召开旧市委全会。
晚八时，彭真的妖婆张洁清在彭贼巢穴紧急召见刘仁、郑天翔、万里，传达彭贼的黑指示，叫他们准备假检讨，欺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
4月21日，上午彭贼的妖婆张洁清找刘仁、郑天翔、万里传达彭真密示。下午，刘仁主持旧市委常委开会，决定次日召开包庇彭真、对抗毛主席和中央的旧市委全会。
4月22日，历时四天的“四月黑会”开场。彭真幕后操纵，刘仁、郑天翔、万里出面主持。他们作贼心虚，特别强调保密，严格审查工作人员，会议记录、编写简报、分发文件都由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骨干亲自经办，甚至守门放哨也由办公厅副主任肖甲担当。会议编组也经精心策划，把旧市委死党项子明、李琪、范瑾、张文松、王汉斌等专门组成一个小组，作为会议的黑参谋部，会上，他们苦心炮制了一个欺骗中央的黑报告，几天之内，六易其稿，最后仍未出笼。
会议一开始，郑天翔就竭力保彭真和旧市委，胡说：“彭真的错误是没跟上主席，北京的错误是没跟上彭真”，吹捧彭真“在什么问题上都不落后”，只是在“三家村”问题上“失职”。他别有用心地叫嚷“可以批评任何人”，鼓动喽喽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大肆攻击康生、张春桥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收集整理康生等同志的黑材料。刘仁、郑天翔还布置张文松、宋硕等查看一九五八年以来中央有关文教方面的讲话，狂叫：“赶快整出来报中央！”企图转移目标，保护自己。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三批揭发彭真的材料，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竭力进行攻击，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刘仁狡猾地说：“主席批这些材料的用意是什么?不清楚。”万里恶狠狠地说：“整人呗！”郑天翔更恶毒地说，现在清算彭贼是因为他“得罪了江青同志”，“在东北得罪了林彪同志。”张文松跳起来说：“这是政治陷害，这个账必须算！”贾星五咬牙切齿地吼叫：“该翻案的还得翻案!”这一伙混蛋，垂死挣扎，负隅顽抗，气焰何等嚣张！
4月27日，彭真从杭州回到北京。旧市委黑书记急忙赶到彭家，互相通风报信，订立攻守同盟，继续顽抗。彭贼说：“我的错误就是《二月提纲》的问题，是骄傲自满问题。”并偷偷地把批判《二月提纲》的中央《通知》草稿拿给他们看，要他们参照《通知》，向中央写假检查。
5月初，郑天翔、万里、陈克寒、赵凡、张文松等一群死党，眼看彭贼保不住了，便玩弄假检讨、假揭发的阴谋诡计，妄图保存实力，待机而起。
5月3日，旧市委常委开会，郑天翔强调五月份要以“三查”为中心，妄图以此破坏和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5月4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揭开了刘、邓支持下的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政变集团的盖子，戳穿了他们篡党、篡军、篡政的罪恶阴谋。
5月8日至14日，八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高炬同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光明日报》发表了何明同志《擦亮眼睛，辩别真假》的文章，揭开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盖子；十日，十四日，连续发表姚文元、戚本禹同志揭露批判旧市委的文章；从五月十一日开始，原市委机关的革命群众开始掀起揭发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罪行的大字报高潮。
姓名 职务 附注
彭 真 旧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 叛徒
赵振声 旧市委副书记 即李葆华，后调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
刘 仁 旧市委第二书记
徐 冰 旧第一届市委委员兼副市长 叛徒
谭政文 旧第一届市委委员兼公安局长 已死
肖 明 旧第一届市委委员兼工委书记 已死
王鹤峰 旧第一届市委委员 叛徒
张秀岩 旧第一届市委委员兼妇委书记 彭真老婆张洁清的姑姑，已退休
韩 钧 旧第一届市委委员兼秘书书 叛徒，解放初自杀
邓 拓 旧市委书记处书记 叛徒
范儒生 旧市委书记处书记 后调华北局任组织部长
冯基平 旧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副市长、公安局长 叛徒，后调陕西省委任书记
刘 涌 旧市委常委兼政法部长
孙国梁 旧市委委员兼教育局长
辛 毅 旧委外事小组副组长兼市外办主任
张青季 旧市委体育卫生部副部长
陆 禹 旧市委委员、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张 彭 旧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彭办副主任
赵 凡 旧市委书记处书记 叛徒
王汉斌 旧市委后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
项子明 旧市委常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张大中 旧市委后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
彭思明 旧市委委员、市工会主席 叛徒
任 彬 旧市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
李 晨 旧市委委员、北京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
宋汝棼 旧市委委员、市计委副主任
张文松 旧市委常委、教育部长 彭贼的小舅子
柴泽民 旧市委郊委书记、交通部长 后调任出国大使
张友渔 旧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叛徒，调哲学社会科学部法律研究所任所长
吴 晗 旧市人委副市长
罗瑞卿 旧市公安局长 后窃据公安部长、军委总参谋长等要职
程宏毅 旧市委常委、副市长 后调贵州省委任书记
廖沫沙 旧市委委员、统战部长 叛徒
王 甫 旧市委副秘书长 调西北局任组织部长
李 昌 旧市委青委书记
李伯钊 旧市委文委书记 杨尚昆的老婆，后调中央戏剧学院任党委书记
张晓梅 旧市委委员、妇委书记、市妇联主任 徐冰的老婆
李公侠 旧市政府副秘书长 彭真在天津地下工作时的把兄弟
乐松生 旧市人委副市长 大资本家，同仁堂药店经理
王斐然 旧市法院院长 叛徒，右派
贺生高 旧市法院副院长 右派
郑天翔 旧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秘书长
余涤清 旧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杨 述 旧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叛徒，后调华北局任宣传部副部长
杨伯箴 旧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 后调任瑞典大使
崔月犁 旧市委常委、副市长
刘君达 旧市委委员、监委副书记 托派
蒋南翔 旧市委委员、高校党委书记、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宋 硕 旧市委后补委员、大学部副部长
贾庭三 旧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工业部长 后调中央计委
刘 拓 旧市委建筑企业党委书记 后调通县县委第一书记
范 瑾 旧市委常委、旧北京日报社长
周 游 旧《北京日报》总编辑 后调市财办任副主任
孙书由 原市银行行长 坏分子
贾星五 旧市委常委、市人委秘书长
殷玉昆 旧市人委副秘书长
张洁清 彭办主任 彭贼妖婆
王 林 彭贼心腹秘书
赵鹏飞 旧市委委员、副市长、彭办主任 后调国务院任副秘书长
李 琪 旧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刘 达 原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吴子牧 旧市委委员、大学部长
王 友 原矿业学院副院长
梁思成 原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 原清华大学资产阶级教授
韩作黎 原市教育局副局长
胡锡奎 旧市委委员、原人大党委书记 叛徒、后调西北局任书记
陈 鹏 旧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 调华北局
韦君宜 原市文联 杨述的老婆
张 锋 旧市委政法部副部长
万 里 旧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副市长
陈克寒 旧市委书记处书记
邹鲁风 原人大副校长
廖汉生 原北京军区政委
杨 勇 原北京军区司令员
高 戈 旧市委委员、副秘书长
吴文彬 原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党委书记
孙方山 旧市委委员、监委书记
苏一夫 旧市委委员、财贸部副部长 后调宣武医院任党委书记
赵鼎新 旧市委后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长
荣高棠 旧团市委书记、后调国家体委党委第二书记、副主任
肖 平 旧市委委员、原石钢党委书记
周冠五 原石钢经理
席正平 原石景山办事处主任
殷汝棠 旧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陆 平 旧市委委员、原北大党委书记
彭珮云 原北大党委副书记
王 炯 旧市委常委、市财办主任
王 纯 旧市委常委、市计委主任
汪家镠 旧团市委副书记
苏 苇 原125厂厂长
冯迈伦 原京棉一厂党委书记
宋 汀 原市纺织局长、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 郑天翔的老婆
杜逢明 原市供销社主任
魏 明 原市高教局长
程今吾 原北师大党委书记
孙 泱 原人大党委副书记
艾知生 原清华党委副书记
肖 甲 旧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储传亨 旧市委研究室副主任
朱启明 旧市委研究室组长 特务、后调商业局副局长
北京大学校文革资料组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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